——埃尔森·法魏尔(《林肯在中阴界》)
新京报:为什么选择了“中阴”这样一个宗教概念,毕竟在西方文化中,“地狱”“炼狱”等概念已经非常丰富了,以及,你是什么时候接触到“中阴”这个概念的。
桑德斯:好吧,我对炼狱的理解(从我在天主教会的几年开始)是,一旦你在那里,你几乎永远都在那里(即,直到耶稣回来)。你没有代理人。你犯了罪,对此无能为力。所以,这是非常静态的。然而,在中阴(至少在我的想象中)仍然有证悟、解脱和改变的可能性。无论如何,我真的是在创造一个来世,在其中一个灵魂有可能(仍然可能)得到改善和发展。而且,在小说中,可变性很重要。
新京报:近两年你在佛教上有什么新的领悟吗?
桑德斯:只是我必须更加努力地工作。
新京报:接下来想聊一下你小说中人物的性格。我读到了你在《卫报》上的文章《作家在写作时真正在做的是什么》,里面有个BOB的例子。所以,你是每次都在修订的过程中逐步丰满人物的性格,并让他们展现出更善意的一面吗?
当我写下,“鲍勃是个混蛋”,然后,觉得这可能有点缺乏具体性,将其修改为“鲍勃不耐烦地冲咖啡师吼叫”,然后问自己,寻求更具体的原因,为什么鲍勃会这样做?然后继续修改为,“鲍勃不耐烦地对年轻的咖啡师怒吼,他让他想起了他死去的妻子,”然后停顿并补充说,“他非常想念她,尤其是现在,在圣诞节,”我这样做是因为我希望它不那么蹩脚。
但它更富有同情心。鲍勃已经从“纯粹的混蛋”变成了“悲伤的鳏夫,悲痛欲绝,以至于他对一个年轻人表现得很不礼貌,通常情况下,他会对他很好”。鲍勃变了。
——乔治·桑德斯《作家在写作时真正在做的是什么》
桑德斯:不,不是这样。 我想我试图让散文变得有趣和生动,这反过来又给人一种我喜欢这个角色的印象。我通过使关于他或她的句子更加具体来关注他或她。所以,在这个模式中,对人的关爱等于关注程度,而增加关注程度会使句子更加透彻和诚实,对吧?
但是,正如上面提到的,这个过程实际上是非常自发和直观的,并且涉及多次修改更新——只是逐渐让它变得更好(无论如何,这是希望)。但我发现,随着散文变得“更好”,它可能会让人感觉更亲切; 也就是说,对人的内心更加好奇和专注,最终也更加仁慈。
新京报:如果是的话,故事的最初版本和最终的修订版本会有多大的差异,能否举一个具体作品的例子。
桑德斯:非常不一样。我的故事《森普里卡女孩日记》花了十八年时间才完成。每个草稿都有一点变化(有时很多)——出现新的事件等等。对我来说,这就是整个游戏:重写,这样你自己更深的部分就会出现在书页上,你对故事的原始想法搁置一旁,屈服于故事想要做的事情……如果我可以的话,它更具探索性而不是宣扬性,大概是这样。
文章插图
新京报:在你的小说中,对话是理解人物内心和推进角色形象非常重要的一点,然而,日常对话和小说里的人物对话有着很大的区别,对很多小说写作者而言,对话都是最难处理的部分。我想知道你是如何处理这一点的?如何能让人物的对话富有一种诗意呢?
桑德斯:我试图认为对话在其志向上与其他文本没有什么不同——我希望它迫使读者通过它,变得有趣,充满活力,等等。但我确实喜欢将对话作为一首诗的想法——我们可以感受到其中的韵律,也许还有不断变化的戏剧张力,等等。它看起来不错,它的声音和方向让我们感到惊讶,等等。
04
未来主义、现实,与其他
新京报:在第一次阅读《天堂主题公园》《森普里卡女孩日记》等作品时,我会感到自己进入了一个模糊的场景,而后在阅读的过程中,才逐渐清晰你所设置的生存环境与特殊设定。我想确认一下,为什么不从开头就将这种特殊的环境模式写出来(像冯内古特那样),是因为担心一旦说明后,阅读的探索性就会受到限制吗?
桑德斯:我的感觉是,那个世界中的一个人已经了解环境并将其视为理所当然——就像我们在我们的世界中所做的那样。所以,他觉得没有必要去评论或者解释。比如,如果有人在读一本以当今世界为背景的小说,一个角色说:“我会用我的手机给比尔打电话,这是一个小型的手持通讯设备,还可以拍照!”嗯——这是不对的;这是不自然的。所以,我相信读者通过角色看世界,可以理解复杂的现实——这是乐趣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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