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石黑一雄：人工智能与人性( 五 ) 韭菜|面皮|满屋|春日|韭菜盒子|文化|中

对作家来说，我们必须自由地穿梭在不同体裁之中，无论是漫画、言情小说还是其他类型，只要有值得写作的内容，我都会参考。我认为将文学划分成不同类型然后排名，损害了文学的本质，这不利于读者，同样也不利于作家。
“当我写完自己的小说后，不想再看第二遍”
澎湃新闻：据说《克拉拉与太阳》的版权已经被买走了，并且将由伊丽莎白·盖勒和大卫·海曼担任制片人，你对电影的改编有怎样的期待？你曾说《克拉拉与太阳》原本是写给孩子的插画书，而大卫·海曼是《哈利·波特》的制片人，这与《克拉拉与太阳》的定位是否有关系？
石黑一雄：是的，我参与了这个过程，这是非常令人兴奋的。我很高兴看到电影界对此给予了很大的反响。《克拉拉与太阳》的构思确实是给孩子们的故事，但是我女儿觉得这个故事太悲伤了，不适合给孩子们看，所以它现在完全是一本成人小说了。大卫·海曼不仅是《哈利·波特》的制片人，几年前他还制作了一部出色的科幻电影《地心引力》，所以我觉得由他来担纲制作会非常合适。
其实我最大的担忧在于克拉拉：电影会把她塑造成什么样子？她会长得像人，还是更像机器人？我很害怕克拉拉会掉进“恐怖谷”效应（编者注：人形玩具或机器人的仿真度越高人们越有好感，但在相似度临近100%前，这种好感度会突然降低，越像人反而越反感恐惧，好感度降至谷底，这被称为“恐怖谷”效应）。不过我想电影制作方会对此做出回应，这不是我需要考虑的问题，哈哈。
澎湃新闻：你对电影的迷恋构成写作风格重要的一部分，这个事实已经不再是秘密了，时至今日，你对自己的小说改编成的两部电影有什么样的评价？你写过不少电影和电视剧剧本，在文学转换成电影作品的过程中，你觉得会遇到哪些困难？
石黑一雄：我觉得我的书改编成的两部电影都非常好，我很幸运。我也和制作这些电影的人成为了好朋友，从这点可以看出我对电影很满意。事实上我还在和《别让我走》的制作团队合作，我们可能会推出一个外传性质的电视剧。
我觉得电影改编和翻译是不同的，如果将我的作品翻译为中文，我希望它是忠于原作的。我不喜欢翻译者跟我说：“因为我想表达自己的感受，所以我修改了最后的三分之一”之类的话，那是不可接受的。不过在电影改编中我觉得就可以，因为那是另一种艺术作品。电影制作者们必须被允许去表达他们自己的想象。我的小说作为书籍而存在，它本身没有被威胁到。
这就像那些创造童话或者古老的神话的人——一个人想到了某个故事，其他人对它稍作修改，故事本身才慢慢被建立起来。这个过程在当代世界也会自然地发生——有人写了一部小说，有人将它变为电影，有人拍成了电视剧，可能还有戏剧、歌剧之类的。
至于困难，从一个编剧的角度来说，我认为电影很难处理记忆。记忆在纸面上更容易展现，在写小说的时候通过记忆来讲故事是很自然的。但当你在电影中使用这种方式时，它就会显得非常笨拙，你必须拍摄非常具体的演员和场景，这并不适合来展现记忆。所以电影中的闪回更像是一个手法。影片没有办法展现回忆的质感，也从来没有真正的回忆氛围，它只能告诉电影院里的观众“这件事之前发生过”。这只是一个讲故事的手段，而并非真的让人感觉像是在回忆。在写作中很容易创造回忆的不确定性，你会有记忆的朦胧感，而这在电影里是很难再现的。
对此，我有一个自己的理论：当人类记住以前的事情时，我们更倾向于将它记成一个静止的，稍微有点运动的图像，而不像是电影那样实时运动的。当我试图去回忆任何过去的时刻或者场景时，我的脑海中会挑出一张静止的图片，然后我开始记起它边缘的东西，这可能是为什么照片能比视频更好地留住我们的记忆，因为它和我们记忆工作的原理更贴近。对我来说这是电影与小说主要的区别，因为我一直会在写作中使用人的记忆，但在做编剧的时候就感到很困难——当你试图用摄影机来展现回忆时，看起来就会显得凌乱而笨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