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读︱逡巡在宜昌海关的英帝国困境 _小知识

曾园
近日读毕《近代宜昌海关十年报告译编》，（李明义、李晓舟，团结出版社，2020年10月版）感觉颇有收获。近年来笔者对《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与海关十年报告系列书籍有所留意，这书与其他文献不同之处在于，其描绘了帝国主义在长江航运扩张过程中第一次遭遇捉襟见肘与进退失据的局面。他们的野心与手段，随着时局的变迁被此书一一记录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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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第一次鸦片战争（1840-1842）有时被英国人称之为“通商战争”，战后签订的“南京条约”中跟通商有关的条款是开放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五处为通商口岸，以及废除公行制度，允许英商在华自由贸易。
但实际情况与英国商人预想的大相径庭，陈诗启在《中国近代海关史问题初探》一书中写到，“自1846年起，英国对华贸易的进口货值接连下跌，有时虽略有回升，但直到1854年，仍未能恢复到1845年水平。”萨金特在《中英商务与外交》里说，商人们已“发了疯”，沉浸于另外开拓长江流域市场的梦想而不可自拔。
1861年，代李泰国行总税务司职的赫德的《长江一带通商论》经过修改出笼，但内部分歧和矛盾仍然很多。比如英国公使为了便利英国人从产茶区地方装运茶叶，要求奕?同意轮船持江汉关专照去安庆、大通、芜湖装运茶叶。为了让这个提法通过，赫德让洋人缴纳他们反感的“厘金” 。但这项提议因曾国藩反对而搁置。这一年，李泰国用关税买了一支舰队去太平天国的首都南京抢曾国荃的功，曾国藩大怒，经过一番折冲樽俎，舰队解散，李泰国辞职。详情见谭伯牛《战天京》一书。
1872年，伯尔考维茨《中国通与英国外交部》一书表明，英商要求长江上游对外轮开放，他们想象着“中国最富足勤勉的一省（四川）几乎可以直接与欧洲交通” 。这里会不会有个lost in translation的问题？“最富足一省”可能是汉语“天府之国”的意译，这个四川的美称激发了英国人的发财冲动。
1875年，一个令中国人茫无所知、英国额手称庆的时机终于到来了。这就是极其重要但目前似乎难有定论的马嘉理事件。姜鸣去年出版的《却将谈笑洗苍凉》（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0年1月版）一书里对此事件有详细考证与新的发现，在此不便展开，只重复姜鸣先生的一句断言：“马嘉理案在中国近代史上是一个重要事件。”案件发生后，清廷特遣郭嵩焘赴英国道歉，“行三鞠躬礼，女王亦鞠躬还礼。”这表明清政府放弃了“天朝上国”的地位，中国从此接受了西方体系下的国家关系，承认中国与英国平等。1876年9月13日两国在烟台签订了《烟台条约》，条款中包含添开宜昌、芜湖、温州、北海四个通商口岸。为此，上海英国侨民在外白渡桥南端修建了马嘉理纪念碑，纪念他的意外死亡为英国获得了更大特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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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昌自开商埠区（二马路）
二
1867年的宜昌为何受到英国人的青睐？据梁启超在《清议报》的描述，“宜昌在湖北西偏，位于扬子江之左岸，其下游一千八百里即为汉口镇。此港原不过荒野之村市而已，规模并不甚宏廓，商业亦不甚织盛，而以其地当蜀楚之要冲。”所谓“蜀楚之要冲”，也就是“扼川鄂之咽喉”，具备的是军事意义。宜昌古称“夷陵”，1936年《长阳县志》提供了关于“夷”字的解释，树立于清雍正三年的汉土疆界碑立于宜昌境内长阳、五峰交界之地：“容美土司未改土归流时，岩上为土界，岩下为汉界，故志碑于此。”“汉”“夷”交界，经济是不太可能繁荣的。
1877年4月1日，中国西部最偏远的海关——宜昌关成立。1903年出版的《宜昌：中国西部的门户》（Ichang: The Gateway to Western China）的书名表明了“烟台条约”的西方签署者试图通过宜昌来打开中国西部的大门。于是，在宜昌这个“荒野之村市”，迅速出现了著名的太古洋行、立德洋行、怡和轮船公司等几十家全球著名公司与金融机构，他们在此门户之地环伺逡巡，等着财源广进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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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江轮船公司“蜀通”轮（1909）
然而，在1882-1891年间赫德要求宜昌海关撰写的报告中沮丧地写道：“从贸易的角度看，宜昌的重要程度有限。因为对于富饶的四川省而言，这里充其量就是一个出川货物的转运地。沙市，作为一个区位更好的集散地，仍然承担着大部分来自四川的货物转口。”“许多人开始对这里的经济发展前景抱有极大的期望。但是这种预期并没有在现实中得以应验。”他们渐渐觉得“要想宜昌变成物产富饶的地区，这种可能性微乎其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