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月报君采访了这些作家( 二 ) 女大学生|连高|大城市|择偶|研究生|学

皮佳佳：我正在读美国政治哲学家列奥?施特劳斯的《自然权利与历史》，听起来似乎与文学无关，但与我正在思考的“现代性”问题有关。现代哲学思想在一步步拒斥绝对价值。有的文学写作中，把人的生存看作荒谬，把价值驱赶进虚无空洞，这当然看起来很时髦，实际已经摧毁了文学存在的根基，使得文学本身成为可疑的事情。读列奥?施特劳斯，看看现代性推进如何摧毁了自然正当的一切，也许可以给我一些启示，可以思考以后小说的写作。
潘灵：我最近在读加西亚·马尔克斯的自传《活着为了讲述》。这是一本读起来并不比他的小说轻松的非虚构传记。我承认，如果不是加西亚·马尔克斯，我可能读一万字就放弃了，但我现在读了全书的四分之三，大约三十万字的样子。不得不说，我受益良多。有些书我们必须耐心地读下去，比如像加西亚·马尔克斯这样的大师的作品，如果我们在有生之年还有讲述的冲动。
Q
您开始小说创作的动力或者灵感来源于哪里？
范稳：我认为一部小说的写作之始，应基于对某种文化或生活的发现和热爱，你有所发现，你就会找到原始的动力，你热爱它、扎根其间，灵感就可能会不期而至。
余一鸣：读高中时得过县作文竞赛一等奖，上大学时选择了中文系，那时中文系的学生人人写小说，自认为我应该成为年级同学中第一个发表小说的人，这就是动力。灵感来源于生活，加上大量阅读。
石钟山：最初的创作是因为喜欢，渐渐变成了自己的工作。作家和普通人的区别就是善于思考，关注自己、关注社会。在思考和关注中便有了自己对人生和社会的看法，也就顺理成章地有了创作的冲动。作家如果停止思考、降低对社会关注的热情，便是创作终止的先兆。
朱朝敏：每当生活中有一些细节狠狠击中心灵时，我心中就会产生一种想要表达的冲动。这种冲动大概就是我写小说的动力。
樊健军：独坐斗室，忽然听到了门铃声，叮咚，这是对我的召唤，也是我小说的开始。若是很长一段时间没有这种激动人心的敲门声眷顾，我就会很焦虑，会很恐慌，必须走出门去。我期望在路上遇到或发现，事实上总能如我所愿。
梁鸿：可能来源于所谓的童年的孤独吧。虽然家中人口众多，事情不断，但正因为太多，没人关注你，反而好像自己是个旁观者，能够抽离出具体的事件，以另外一个自己看大家在场景中活动。那场景中的“我”和其他人，就好像都在舞台上表演一样。我喜欢这种舞台感，喜欢舞台上的每一个栩栩如生的人，有一种极深远的历史感和时间感。我希望把它们呈现出来。这可能是最早、最隐秘的创作动力吧。
杨遥:我小说创作的动力是不喜欢生活中的步步为营，却又因性格、生计，不得不循规蹈矩，所以用小说实现现实中实现不了的梦想。而且我有表达的欲望，生活中找一位合适的倾听者不易，便选择小说创作。创作灵感一部分来源于生活，生活给我提供了取之不尽的素材，尤其是一些刻骨铭心的记忆，我一般都要把它们写进小说里；另一部分来源于阅读，许多作品能引起我的共鸣，唤醒我的记忆，读着读着就有了创作的想法。
潘灵：我创作的灵感主要来自于故乡和故乡的那些人们。
Q
到目前为止，您自己最满意的作品是哪一部？
范稳：如果还没有停止写作，尚不敢认定已完成的哪一部作品是自己最为满意的。作家总是对自己的下一部作品充满期待，如果不认为它将是最好的，它就不是值得一写的。
余一鸣：长篇小说《江入大荒流》。独特的生活体验赋予作品贲张的激情，写完后感觉身心得到释放。
禹风：我这几年在认真写作“上海三部曲”，第一部《静安1976》以《静安那一年》为题发表在《当代》；而我最满意的第二部《蜀葵1987》，也以《圆舞浜黑蜀葵》为题发表在《当代》。《静安1976》书写了上海的二十世纪七十年代，《蜀葵1987》聚焦上海的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接下来我要写第三部《外滩1993》，回眸上海的二十世纪九十年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