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月报君采访了这些作家( 三 ) 女大学生|连高|大城市|择偶|研究生|学

皮佳佳：老实说我对自己的作品都不太满意。自己比较喜欢最短的一篇小说《庭前谁种芭蕉树》，感觉还是制造出一点我喜欢的那种氛围感。我比较欣赏中国传统“空中之音、相中之色”的那种美感，不用太过直白，即景而生境。可惜我大部分小说没有做到。
刘汀:目前为止，我最满意的应该是中篇小说《何秀竹的生活战斗》，这也是我篇幅最长的中篇作品，有六万余字。满意当然不是因为字数，而是通过这部作品，我确定了自己的一条写作路线，它是这条路线上的最好的代表。
Q
自己作品中有哪一部，因为创作过程之难忘，让您对其有特殊的感情？
范稳：我写《水乳大地》时，还不到四十岁，正是精力最为旺盛的时候，能爬山、敢喝酒。那期间常年在藏区跑，把自己当成一个背包客，信马由缰，无所畏惧，彻底颠覆了以往的生活方式和写作风格，俯下身子向一个民族的文化学习，就像发现了一片新大陆。我认为这一段生涯改变了我的人生。
朱朝敏：我有部关于精准扶贫的纪实作品即将出版。我本人参加了精准扶贫工作，比较了解它的艰巨。我的理解是，实施精准扶贫这项国策，乡村已然发生变化，这种变化说到底还是反映在每个人的生活上。如何记录人们的心理状况和精神诉求，实际是作家对生活的再次认识。这样的记录艰难，却提供了一种开阔视野的机会。
禹风：无疑是长篇小说《静安1976》，它是我献给上海“母亲城”的礼物，我竭力想展示上海本地语言的魅力，但小说的诞生因为上海方言的拿捏而有曲折。发表在《当代》上的文本在语言上下了功夫，全国读者读来都少有语言障碍。小说是否成功还原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上海生活的腔调和本质，还需天南海北和世界各地读者鉴定、评价。
樊健军：长篇小说《诛金记》。二十多年前我有过一段在金矿的经历，后来几乎每年都要做几十个在矿山上的梦。它像个剪径的强盗似的横亘在我面前，不把它干掉就没法前行。它是块硬骨头，我花了三年时间才把它啃下来，后来那种淘金的梦再也没来骚扰我。当然，我很感谢那段生活。
梁鸿：写《梁光正的光》时，当想到要虚构一位父亲形象时，我非常兴奋。在这同时，我又想到，其实我的父亲就拥有这种特质，他内在的精神是开放的，他的人生能让人看到那些更飞扬的、远超自我的东西。他的存在方式具有很强的生长能力，他能让你自由思考。所以，真实和虚构以最“你中有我，我中有我”的方式存在，这使我在整个写作过程中始终处于一种创造的快乐之中。我在父亲的基础上生成一位新的父亲，没有任何的道德羁绊。这真的非常奇妙。这是人的一种非常重要的形态。我还要好好地思索一下这件事情。
杨遥：我想谈两部作品，都是中篇，一部是《父亲和我的时代》，一部是《隐疾》。先说《隐疾》，那年读完詹姆斯·乔伊斯的《尤利西斯》，我很绝望，里面的句子我一个也写不出来，开始质疑自己的才华，直到写出《隐疾》，这部小说的细节可能是我所有小说中最好的，里面对理想的追求也是我喜欢的主题。《父亲和我的时代》是部比较“正”的作品，这类作品比较难写，写出来不讨好，有时还会挨骂，但我意识到真正“正”的作品是对每个作家的挑战，文学有一个标高在那儿，便要求自己写一部。这部小说先有了开头，想好结尾，再写中间部分。和《隐疾》一样，修改了好多次。
潘灵：《叫了一声》吧。一个短篇，我用写长篇的精力对付它，从构思到完成，用了一年。
Q
在您评价作家的私人尺度里，最看重的是哪一点？
范稳：才华很重要。这种才华既指对生活和文学的态度，又包括认知客体的能力、思想的深度、艺术视野以及塑造人物的技能，语感、结构技术，风格的创新等等。
石钟山：作家的修为是重要元素。作家写到一定程度后，写的不是文字和技巧，而是胸怀。胸怀是万千世界，是百姓大众苦乐，是对家园的忧思。最好的文学要跨越所有的一切，一部作品如果没有责任担当，不为疾苦呐喊，就失去了文学的品质和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