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经济|巨量M2一定会引发通胀吗?( 五 )


宽信用的主体“缺失”+资本天生的逐利-导致的必然是资产拥挤 , 脱实向虚
生产投资活动信心不足导致流动性没有前往实体领域 , 投放的货币停留在金融系统中 , 推高了金融资产的价格 。 而货币仅仅在金融市场中打转 ,金融系统吸收了大量流动性 , 未在实体经济中用于消费、支付和借贷 , 这都最终会导致货币流通速度大打折扣;
居民部门去杠杆 , 消费倾向产生改变
在金融危机前 , 美国居民部门债务高企 , 之后获得的流动性主要用于偿还负债、降低杠杆率 。 截止2019年底 , 居民部门杠杆率已从高点的96%降至75% 。
这种居民部门的去杠杆行为本质并不是收入的增长来填补了债务的缺口 , 更多的则是通过约束消费和新增债务的“勒紧裤腰带”方式来实现 , 这意味着GFC之后美国居民部门的消费比起危机后是明显的放缓 , 同时储蓄意愿的提高、这样的居民部门去杠杆过程并不利于货币周转 , 货币流通速度上升受到了极大的抑制 。
海外EM对应的债务储备应对全球化的负向正反馈
美国债务-消费的抑制传导成为EM的生产过剩 , 进而的催生EM的企业部门债务风险 , 大量海外美元的储备资产为了应对债务的兑付 , 这也降低了全球范围的美元流通速度V;
05从货币到财政-都没有真正针对通胀传导消失的根因
所以当下面临着任何风险 , 采用宽松的货币政策都需要面临着货币流速和乘数均长期下降的背景;经济逐渐修复时 , 货币流速和乘数仅略微抬高 , 但是影响流动速度和货币乘数的核心问题不发生改变 , 其回升的整体趋势和幅度都非常有限 。
可以说货币流动速度和货币乘数的背后 , 反映的是美国经济中存在一些难以解决的核心矛盾 。
由于经济结构、收入结构、分配结构和债务结构的失衡 , 美国施行财政或货币政策的效果已经大不如前 , 短期逐利的资本 , 与拥趸长期目标的财政政策会产生一定的矛盾 。
目前美国财政支出较大一部分赋予给了军费开支 , 而应对公共卫生事件的财政支出主要是对居民部门进行基础福利救济的补贴 , 这与中国拉动投资扩大需求的财政政策目标有很大不同 。
若美国要在采用类似的财政-投资方式 , 需谨防过剩产能对后续创新投资带来抑制 , 逐利的资本只能涌向金融市场和房地产投资(类似中国) , 进一步的加大收入和分配的矛盾 , 最终会在极短的时间内造成货币流通速度的急速下降 , 让财政政策的结果适得其反 。
而美联储实行货币政策更像在为经济兜底 , 逐渐下行的名义利率和低通胀 , 都在压缩本就有限的货币政策空间 。 虽然美联储非常努力的希望自己能够推动通胀 , 但是对于结构性的经济矛盾导致的政策边际效应削弱也是无能为力 , 能做到的也只有通过政策的实施来支撑着市场的预期和希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