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国家与地方的公共卫生：民国政府如何应对传染病？(14) 民国|政府|公共卫生|鼠疫|阎锡

临县地处四山之间，土瘠民贫，谋生不易，就中以西山一带，尤为艰困，人民穴山以居，终年日光不能射入屋内，一家数口，　恒住一窑，且有将牲畜鸡豚亦并养于住窑之内，秽气污浊，不堪名状。米粟就地贮藏，尤为蕃殖鼠类之一大原因，是以数年之间，该处屡次发生瘟疫，虽经派医防制，终不能铲除净尽者，良以此故。
陆滌寰也持相同的看法。他将临县一带居民的掘窑洞而居称为“穴居”。在他看来，窑洞中的不卫生，以及谷物和其他食品在窑洞内的储藏，极易吸引鼠的进入，引起人鼠接触，导致人间鼠疫的发生。
1931年，山西省各级公安局开展卫生调查，其调查项目是街道市场是否清洁、河沟水井是否清洁、（不具资格的）医师医院如何取缔、茶楼酒馆如何检查、妓院戏场理发所如何管理、卫生教育是否创办、防疫事项有无设施、适合卫生之工程有无计划等共八项。这一工作不知是否与这一年国民政府的山陕防疫有关？
依据同书记载，事件性的瘟疫流行与防治暂不讨论，就常规情形而言，在山西各县，日常的公共卫生只限于打扫街道，建设厕所。日常的卫生防疫设备大多只备有石灰而已。如在吉县“查职局仅备石灰一小尾，以备使用之外再无设施”。所谓“职局”绝不是卫生局或防疫局，可能是公安局。
另一资料简单地记载山西防疫机构是疫来则设，疫停则撤。如太原，该县于民国二十一年秋季“因发生虎疫曾疫立防疫局一处，后以疫势扑灭经停办”。如新绛，同年秋间“因发生虎疫，临时召集士绅、医士组织防疫局，现已撤销”。所谓“虎疫”，是霍乱之译称。以临时性的机构来组织对于预防烈性传染病的防疫工作，实际上不会取得好的效果。
仔细研究这两段资料还可以发现，几乎所有的措施，都是针对城市或市镇的。在1930年代的山西，政府尚无力在农村推动卫生运动。1918年初，阎锡山政府曾经制定通过公众场所、家室与个人的清洁、消毒来抑制疫病的“清洁及消毒法”，只具应急的性质。也就是说，近代政府可以通过暴风骤雨式的全民动员迅速扑灭疫情，甚至暂时建立某种制度，但却无法改变老百姓的基本生活状况，无法改变“民贫而浊”的生活习惯和生活方式。按照现代公共卫生理论，拥挤的居住空间，光照不良，通风不畅，住房兼做贮藏，人与动物共居一室，都在为各种传染病的流行创造着条件。“民贫而浊”使得“民众的个人卫生”不可能实现。从某种意义上说，“地方的公共卫生”只不过是个人卫生的常态展现，“国家的公共卫生”则是个人卫生的危机展现。民众生活的不卫生，既挑战“地方的公共卫生”，也挑战“国家的公共卫生”。由于“民贫而浊”是人民的生活常态，不可能构成公共卫生的“事件史”，因此，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重大疫情的经常性爆发与国家动员机制下的“国家的公共卫生”，也就成为那个时代公共卫生的显著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