或有人言，1924年秋天，正值阎锡山介入直奉战争，无暇他顾；1931年，阎锡山在中原大战中败北，处于隐居状态。两次战争有可能是导致阎锡山无力防疫的重要原因。笔者之所以不同意这一观点，是因为从1918年至1939年，临县、兴县的鼠疫疫情就没有停歇。据上引资料所引1962年的调查，临县1927年疫死760人，1928年315人，1930年318人，1932年650人。兴县1926年疫死215人，1928年289人，1929年532人，1932年518人。就每县疫死人口而言，大都超过1918年初的水平。1918年秋天及以后山西省政府在防疫工作中的不作为，反映的是防疫观念的改变。
根据流行病学的分类，鼠疫属于与天花、霍乱并列和三大烈性传染病，其疫情的发生，在任何情况下，都会被视作对于人民生命安全的重大威胁。与传统时代相比，近代政府具有更为强大的动员能力，可以调动全省乃至全国范围内的各种军事、行政以及其他社会资源，迅速扑灭疫情。从这个意义上讲，烈性传染病的防疫从来就是“国家的公共卫生”。当一个地方的疫情仅仅是一个地方性的事件，并不扩散且构成对于其他地区人民生命安全的威胁，那么，此类疫情所涉仅仅是“地方的公共卫生”。虽然国家由一个个地方所构成，但单一的地方本身不等于国家。除非当地方性的危机突破地理的篱藩，形成为跨地方的危机，或直接形成对于国家安全的威胁时，“地方的公共卫生”才有可能进入中央政府的视野，转化为“国家的公共卫生”。
本案的特殊性在于，临县和兴县的烈性传染病鼠疫流行，因特殊地理条件的限制，长期被局限在一个相对较小的范围内，以一种类似“地方病”的方式存在，并不构成对于邻县人民生命安全之威胁。因此，两县鼠疫及其流行，长时间属于“地方的公共卫生”之范围。在本案中，临县境内的黄河和湫水河共同构筑了地方与国家的边界。扩大点说，则是黄河和吕梁山共同构筑了地方与国家的边界。上引《申报》载阎锡山给内务部的电文中就有这样的句子：“复据沿河营县报称，专员赴陕调查，亦无肺病传染，似不至蔓延为患。”是将黄河作为边界。《申报》引英文《大陆报》之相关报导后，又称：“按疫区距汾州、太谷、太原所在之平原，相去仅三日路程，故此间教会已行预防方法，军警亦设法防疫。”已经感到吕梁山西侧的疫情对于东侧平原的威胁。可见，1918年秋天以后，“地方与国家”在黄河与吕梁山脉划定了彼此的界线。1931年，山陕防疫事务总处设于临县碛口——一个黄河边上的重要渡口——就是此前地方与国家的象征性分界。
再将话题展开，以山西省的情况看，“民众的个人卫生”是一个更加令人头痛的话题。赵儒珍医生称临县人民，“民贫而浊，惯性不易改除”。具体的描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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