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镇化进程中的“国”与“民”( 六 )

图6:财政效率对经济增长效益的影响


城镇化进程中的“国”与“民”

同样,我们再观察上海2000年至2017年期间财政效率和经济增长效益的历史演变,可以发现财政效率的提高还显著提升了经济增长效益水平。这也佐证了上面的论点,财政效率本身并不会对经济增长效益产生负影响。

图7:上海财政效率与经济增长效益的历史演变


城镇化进程中的“国”与“民”

结论三:财政效率对经济增长效益无显著挤出效应。

本文认为,经济结构的优化能显著提高财政效率,但财政效率的提高不会对经济增长效益产生挤出。同时,经济结构优化并不能提升经济增长效益,要让民众分享更大比例的GDP蛋糕,需要的是产业升级,是更深层次的经济结构的优化,这种优化不会体现在三次产业的占比上,是一种“内力”。如果说改革开放40年以来,中国的城镇化进程靠的是经济结构的不断优化(即农业人口向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转移)的“武功”,那之后的发展可能需要更加注重“内力”,只有把“内力”练好了,在之后的城镇化进程中,“民”才能追上“国”的步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