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首1998:那一年,我们是怎么熬过三次滔天危机的?(13)

为了解决地方财政危机,一些地方除了强行让农民交纳各种税费、乱摊派、借高利贷,还有就是把手伸向了基金会,本来应该是农民自发组织的互助机构,在变成类银行后,最后变成了乡镇政府的提款机,它们派人担任领导,用各种方式将农民毕生的积蓄洗入财政以及自己的腰包。

但在当时农民兄弟眼里,政府派人来当基金会领导也是件好事情,说明国家承认,说明基金会是国家体制的一部分。用翔哥的话来说,就是被纳入国家广义信用了。一旦被纳入国家广义信用,那就麻烦了,那就意味着:1、规模将快速扩张;2、坏账和不良将攀升;3、国家必须兜底。

当时的规模和最后的坏账到了什么程度呢?从后来严厉整治的河北省玉田县这个例子可以管中窥豹,到1999年通过对该县的基金会清产核资和资产确认才发现:全县22个基金会共认定总资产39347万元,总负债65302万元,资债相抵亏款总额25955万元。其他各县的情况基本类似,资不抵债,基金会亏空巨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