疾病|讲座丨张大庆：古人如何认识疾病？人类能征服疾病吗？( 四 ) 张大庆人类征服疾病是一个美

直到现在，体质病理学有时候还会被提及，比如在描述个人特性时，说某人具有某种特质，是情感丰富，还是多愁善感，是性情急躁，还是忧郁寡欢。这样有助于我们去理解和解释很多病人的一般情况。当然疾病是复杂多样的，除了考虑人体自身的特质之外，也会观察外在因素的影响，比如说季节、气候等产生的影响。
希波克拉底专门写过关于水、气候、地域和疾病关系的著作。在中国古代医学，也非常重视自然原因导致的疾病，比如说有“六淫致病”学说，就是说风寒暑湿燥火等自然因素过盛，可导致疾病。伤寒学说，指的就是外感风寒引起的热病。中国古代，有很多关于伤寒的论述，伤寒指的不是一种病，而是一类病。另外，有些疾病不仅只是影响到个别人，而是很多人染病，这就是所谓“疫病” 。疫病在甲骨文里面也可以找到。《说文解字》里有“疫”这个字，解释是“民皆疾也” 。同样，在西方也认识到流行病会引起大量的人患病，甚至是死亡。
瘟疫往往有三种特性——发病很急，发病率高，死亡率高——这些不仅影响人群健康，也对社会文化造成巨大的冲击。比如说雅典的瘟疫导致了古希腊文明的衰落，还有安东尼瘟疫导致了罗马帝国的崩塌，中世纪的黑死病，也是导致了欧洲社会经济的极大衰落。
对于疫病不同文明都有记载。比如对天花的记载在中国最早，记载最早并不表示这种疾病在这个地方出现的最早，而是认识早。葛洪对天花的记载，说是来自俘虏，故称“虏疮” ，是东汉时期与交趾国交战，由俘虏传入中原的。目前所知天花早期的情况，可从古埃及的木乃伊身上找到证据，古埃及法老拉美西斯五世的木乃伊，以看到他的面部有天花留下的瘢痕。
当然除了中国的医生观察之外，西方的医生也会有观察。如意大利医生弗拉卡斯特罗，就对于传染病有了一个很细致、比较全面的观察，而且他还做了分类，一类是直接接触传染；第二类是间接接触传染，即通过衣服、被褥等传染，第三类是远距离的。在这个时期，欧洲有麻风、梅毒等传染病的流行，医生们通过不断总结经验，对于这类疾病逐渐有了较清晰的认识。对于传染病的原因也各种说法，早期认为是来自瘴气，由于污水积聚腐败而产生的恶臭性气体，所引起的疾病，这是一个很常见的解释，也是来自经验观察。
不论在西方还是在中国都有瘴气致病的观点。弗拉卡斯特罗认为，瘴气的观点并不准确，疾病的传染可能是一种微小的物质性的东西，是一种肉眼还看不见的或者是感官觉察不到的东西在起作用。弗拉卡斯特罗的推测，后来经过一系列的技术发明，如显微镜的发明，染色技术的发明等，直到巴斯德、科赫之后，才证明了这类肉眼看不见的物质是引起疾病传染的原因。
中国的医生也对瘴气理论有所反思。在吴有性的《瘟疫论》里，他认为瘟疫是一种戾气，是一种特殊的东西，而“非风，非寒，非暑，非湿”的原因。这也就是说明清时期，江南一带传染病的增多，使得一些医生也开始探究瘟疫的病因，不再满意发热性的瘟疫都是外感风寒，也可能是一种特殊的物质，一种“杂气”所致。除吴有性之外，叶桂、吴鞠通、王孟英等医家，通过临床诊疗，都意识到温病具有不同于伤寒的特性。人们对于传染观点有了新的认识。
18世纪，病理解剖学的兴起，即对因病去世者的尸体解剖，发现患者生前表现出来的病症，与身体内某个器官的病变可关联在一起，于是就是提出了器官病理学说。后来研究身体内部的病变又进一步从器官细化到组织、细胞。
于是，疾病就不是希波克拉底讲的体液平衡紊乱了，而是身体里的某个部位发生了病变，比如肝脏出现了脓肿，肾脏出现了肿瘤，心脏瓣膜有缺陷，肺有空洞等等，就是这种器官本身出了病变，不是体液平衡的紊乱，体液病理学说受到质疑和挑战。本体论的疾病观念占据了主导地位。
除了器官病理学说之外，另一种本体论的疾病观是细菌致病学说，即现在的病原微生物理论。病原微生物学主要是在19世纪下半叶以后，由法国科学家巴斯德和德国科学家罗伯特·科赫等建立起来。他们观察到了很多的疾病，可能是来自于外的、肉眼所看不见的某一种微小生物所致。巴斯德证明了细菌和感染、传染病之间的关系。科赫发明了一系列研究方法，如显微摄影方法，改进了培养基使得细菌的培养、菌落的增长更容易观察等。科赫还提出了判断某种细菌是否是某种致病微生物的规则，即科赫氏法则，现在基本上还在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