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青年报@红会医院劫后( 二 )

3月17日，红会医院7楼ICU病房挤满了医生。按照计划， ICU里的6名危重症患者都将在这天转院，年龄最大的97岁，还有一人上着ECMO 。前一天，这里刚转走一名100岁的危重症患者。
他们要保证病人转院过程中的绝对安全。病人身上插满导管，转运过程中，支撑生命仪器只能靠医生抱在怀里的氧气钢瓶供氧、跑了三个楼层才借到的锂电池供电。疫情期间，这都是稀缺货。
氧气瓶只能支撑90分钟。
这意味着，从这边离开病房上救护车，那边下救护车进入病房接好设备，必须在90分钟内完成。
早些时候，医护人员推着空床演练了一次转院过程。红会医院部分走道狭窄，他们试验转弯处车能不能推过去，电梯里挤得下病床和几名医护人员。有人专门负责发行动命令，有人监控尿管和外周静脉，有人负责推药……
“我问任何病人指标，必须马上回答出来。 ”送完一个病人后，黄晓波再次向队友重申原则， “即使你觉得我错了，也要照做。 ”队伍的医护人员来自四川不同的医院，每一个医院都有自己的转院流程和“ECMO小队” ，但聚在这里，他们必须按同一套标准工作。
救护车在楼下等着了，一名患者的指氧夹突然读不出数字，护士把他的手焐暖和才好——天气冷，患者末梢循环不畅。上了ECMO的患者已经准备就绪，负责接收的医院突然又打来电话，说没有做好接收准备。
类似的临时变动时常发生。按照最初计划，医院的患者本应在3月15日“清空” ，考虑到部分患者病情危重，计划在3月14日取消。 3月16日，医院又接到通知， 3月20日前“清空”医院。
黄晓波离开病房前，上了ECMO的患者的血压突然从140掉到了70 ，医护人员却说不上原因。 “现在静下心来，你们三个人坐在这里想。 ”黄晓波说， “不能明天把病人推出去就死了。必须确保今天晚上做针对性治疗。我们不能保证他一定能活得过来，但要确保他活得尽可能长。 ”
最后的夜班
这天夜里，周凯上了最后离汉前的一个夜班。这是他第一次可以长时间坐在医生办公室休息，不需要在病房之间小跑着抢救患者。下班前，周凯特地走到已经搬空的病房看了看。
几名护士互相在防护服上画象征四川的熊猫，还有人专门借来红色的记号笔，画樱桃和小太阳。
ICU的医护每天都见到数不清的红色。电脑里，每一个患者的血象和生命指征都大面积“爆红”；ICU护士站前专门新建巨幅LED屏，实时显示危重患者的生命体征，屏幕上不断弹出红色窗口警告；心内监护仪等仪器不时闪红灯“报警” ，发出高频的“嘀嘀”声。
第一个夜班时，一名医生扛不住，哭了。值8小时的班到后半夜很累，她忙了一晚上的一个病人突然去世， “觉得付出了很多努力但没有结果” 。同时，隔壁病房一名患者因为痛苦大声呻吟，另一个患者又不断闹腾，非要说自己的氧气管道没气， “沮丧，心力交瘁” 。
防护服不透气。一个班值下来，医护人员因吸入二氧化碳过多头昏脑胀，里面只穿短袖也湿了又干、干了又湿。它让医护人员行动迟缓，身材高大的人不敢动作大，否则就有破裂暴露的风险。不过，一名本院医生说， “防护服有一点好，我流泪的时候，谁也看不见。 ”
四川医疗队撑到了ICU只剩最后一名患者。前一班医生建议大家轮班，但10多名医护人员还是决定一起值班， “有个伴可以说说话，不无聊。 ”
他们终于有时间、有心思讨论自己的事情。有人说科研压力大、医院要求医生发论文，一下子打开了话匣子，他们交流起不同医院职称评定和晋升的规则。
话题很快转到家人、孩子，在场的医护人员都沉默了。
医生邓磊说，刚到武汉一周，他给8岁的儿子打电话，儿子听说他还要很久才能回去，在电话那边欢呼雀跃， “因为我监督他学习很严厉，平常他就盼着我去医院值班。 ”但最近，儿子给他做了一张小报，还说学会了炒青菜，要做给他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