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青年报@红会医院劫后( 三 )

窗外，半轮明月高悬。 “这么长一段时间，不想家是假的。我们不是英雄……”周凯说。
突然闲下来，他接连两三天感到不适应。平常即使下班了，他心里也挂念着病人。之前他一直想着要“彻底放松一下” ，但病床真的空了，他又“莫名奇妙失落起来” 。
看着空荡荡的病房，黄晓波也感到失落， “很难表达……（上世纪）50年代将军退伍，因为和平年代，不打仗了，心里失落。现在医生没有战场了，是一样的。 ”
战时状态
周凯1月23日接到“上战场”的通知。那天，武汉市新增新冠肺炎70例。出于职业敏感性，周凯意识到， “要叫我们了，肯定是很严重了” 。
1月24日除夕夜，邓磊本来要在医院值班。因为次日就出发援汉，领导让他回家吃团年饭、陪家人， “有点像最后的晚餐。感觉很悲壮。 ”
抵达武汉的头一周，邓磊感到压力很大，充满“对未知的恐惧” 。 “能感觉到，整个武汉基本是崩溃的。有医护人员感染，我也担心自己被感染。 ”周凯说， “我们第一批队员压力是最大的。我们给后来的人讲这里的情况、经验，他们心里有数，就不会那么慌乱。 ”
所有人都是第一次接触新冠病毒，不清楚其传染性。邓磊想到了埃博拉病毒， “身体任何一寸皮肤的裸露都会导致感染，谁能保证身上没有一块皮肤突然就露在外边？”
1月18日，红会医院将体检中心改造为呼吸内科二病区，一天就收满了患者。再改造，又一天就收满了。改造到第四个病区时，医院被征用为发热患者定点医院，门诊量从平日的每天800人次，激增至最高2700人次。
当时，医院没有防护服、护目镜，有医护人员戴着游泳眼镜上班。医护人心惶惶，经常发生医护人员看过病人、做完手术， 2天后病人确诊，医护再紧急隔离。
等待四川医疗队的，是拥挤程度堪比春运时火车站的医院。有人在门诊排着队就突然倒下、去世，还有人刚被救护车拉到医院就不行了。一名医生总结，放在平常，住院不是什么好事；但在当时，能进医院就是幸运儿，能进ICU则是幸运中的幸运。
电梯里， 3名本院医护人员看到四川医疗队就哭了，说“援军终于来了” 。第一次见面开会时，红会医院的领导握着医疗队队员的手哭。红会医院一名副院长当时没有症状，一周后确诊，几名四川队的专家和他一起开过会、吃过饭，赶紧隔离做检查。
邓磊理解那种绝望感。他是国家紧急医学救援队队员，参加过汶川地震、玉树地震、尼泊尔地震等自然灾害的救援工作。 “自然灾害，短时间会有大量死伤者，峰值在一开始。但传染病的规律是，病人会越来越多，峰值可能永远在明天，不知道什么时候是个头。 ”
一名医生告诉采访人员，医院早期有很多积压的病人，送进ICU的时候已经很危险了，他们能做的就是按照标准抢救。
红会医院的一名医生回忆，武汉协和医院曾转运130名患者到红会医院，两天后，近30人死亡。
红会医院是一家二级医院，病房条件、设备都达不到救治重症病人的要求。 ICU是6张床位的大通间，可能造成严重的交叉感染；医院没有一间负压病房，没有一个正压头套，供氧能力也跟不上， “可能想去做很多事情，但你发现由于很多客观因素，导致你没办法去完成，这是非常痛苦的。 ”邓磊说。
队员还面临感染风险。邓磊回忆，当时进出污染区共用一条通道，有人防护服没穿好，就有医生在一旁脱防护服。医护人员摘了口罩，要经过一条长长的通道，才到戴口罩的地方，中间就有吸入病毒的危险。
在黄晓波的建议下，红会医院停诊3天，整个医院重新理顺诊疗流程、划分“三区两通道” 。他们在病房内用钢管、塑料膜搭了一间临时负压病房。早期唯一的正压头套是黄晓波从四川带来的，实施插管时医生戴，一旁的助手只能多穿一层隔离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