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青年报@红会医院劫后( 四 )

医院没有ECMO ，黄晓波靠自己的关系从陕西调来。制氧机、氧气瓶和氧气面罩、呼吸机、ECMO的接口不兼容，医护人员像拼积木一样去试， “就像拼一辆汽车，常常拼了半天，发现只有2个轮胎。 ”
“这都是没有办法的办法。 ”周凯说， “我们都知道，烈性传染病的感染者应该住负压病房。但面对数以万计的病人，没有办法，这是战时状态。你得上。 ”
现在的ICU是在呼吸内科病房的基础上改建的， 4人间住2人， 2人间住一人。标准的ICU有成套的设备，如纤支镜、心电图机、供养管、吸痰机等，还有床旁病历系统。但在呼吸内科病房，所有的设备都堆在病人的床边，如果遇到病人上ECMO ，病房里一地排插。
几天时间里，他们在一个濒临崩溃的二级医院里，组建了接近三甲医院规模的ICU 。 “我们只能把普通病房尽可能多地改成ICU 。当时的情况，所有的医院都是饱和的，那么多危重症病人，不及时处理，病人面临的结果就是死亡。 ”
高峰时，有10多人排队等着进ICU 。前一个病人去世，到后一个病人住进来，间隔仅1小时，那是护士按照传染病管理制度做紧急消杀处理的时间。
创伤
2月5日，周凯值了最慌乱的一个夜班。那天晚上，所有的无创呼吸机都用完了，有创呼吸机只剩下一台，但ICU的很多病人情况都不稳定， “万一有两个人需要插管，我怎么办？我救谁？整个晚上都处在特别抓狂的状态。 ”
后来，他经手的一名患者去世了，他循例给紧急联系人打电话，怎么打都打不通。周凯仔细一看名字，和负责的另一个病人名字一模一样。他翻患者信息，发现电话也一模一样。那天下夜班回酒店，他一夜无眠，翻来覆去想这一家两口子的事情。
抵达武汉两周后，周凯和队友陆续开始出现焦躁、烦闷的情绪。 “生理、心理承受能力到了极限。 ”
“应急救灾，国际通行的标准是14天一轮换，这个时间是有研究支撑的” 。过去，周凯参加自然灾害救援时都是14天一休息。这次，大家的心理预期也是这样。
那时，医护私下交流时，都在盼着后续队伍的支援。 “既然叫我们第一批，那后面肯定有人来换我们。就是没想到，后续队伍不是来换我们，是加入我们。 ”邓磊说。
“完全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回去、这样的日子什么时候是个头。最崩溃的是觉得日子没盼头了。 ”一直到第20天，周凯想，可能不会有人来了，只能告诉自己坚持，结果一不注意就坚持了50多天。
在宾馆休息时，周凯喜欢把窗帘拉上，看看手机和电视，学习新冠病毒最新的知识，他看常凯的遗言，流泪。
“我觉得自己是分裂的。穿上这身防护服的时候，我是一个医生，再危险再难我都上，我想得很简单，就是想方设法治好病人，补贴、荣誉、奖励我都不在乎；但离开医院，我就是个很普通、甚至很颓废的人。 ”
直到ICU清空前，周凯才感到松口气，第一次到宾馆楼下晒太阳。
那时，各医疗队撤离武汉的新闻“满天飞” ，他所在的医疗队却迟迟没有接到撤离的通知。他估计，因为他们队以重症、呼吸、感染等科室为主，可能要支援其他医院，防疫指挥部也在近期一次会议里给他所在的医疗队打了“预防针” 。
恰好一辆载着医疗队撤离武汉的大巴经过，望着一车欢声笑语，周凯满心羡慕。这些天他一直祈祷，疫情不要二次爆发， “不然肯定还是我们上啊，有经验。 ”
他身上出现了明显的创伤后应激综合征的表现。没事的时候，他忍不住刷新闻，停不下来。连日的倒班让队员作息完全混乱，周凯睡一小时就醒，调整好一会儿睡着了，还是一小时就醒。
很多人都做噩梦，梦里的场景很相似：多台心内监护仪接连报警，像打地鼠一样管不过来；病人的供氧突然断了，到处找不到氧气瓶顶上；病房里传来叫喊，但医院的走廊怎么也跑不到尽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