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月笙|谷曙光读《余叔岩年谱》｜杜月笙的面子与余叔岩的骨气( 三 ) 年谱|堂会|祠堂|谷曙光|面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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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叔岩《镇潭州》剧照
笔者认为，关于此事，最值得重视的，自然是余、杜两人自己的叙述，可惜目前找不到相关史料。在存世的多种记载里，与余熟识的友人和合作者的说法，可采信程度较高。因为他们接近余，很可能亲自听余本人谈过此事。其次是参加了杜祠堂会的当事人的记述，再次是同时代人转述当事人的话。等而下之者，是年代较晚的材料和传闻，辗转抄袭改篡，有时还添油加醋，越发没有价值了。
张伯驹的诗文及反驳
余叔岩友人的说法，兹以影响最大的张伯驹为例。张氏《红毹纪梦诗注》有诗云：“笑他势力岂能移？直节干霄竹是师。纵使沪滨难再到，不来出演杜家祠。 ”诗下注云：“上海帮首杜月笙建筑家祠，告成，款待贺客，遍约京沪名演员演剧。京梅、杨以及各演员皆到，独叔岩一再约不去。杜使人传语曰：‘如不去，此生休想再到上海滩。 ’叔岩曰：‘宁此生不到上海，也不去杜家演戏。 ’此足见叔岩之气节。 ”
【杜月笙|谷曙光读《余叔岩年谱》｜杜月笙的面子与余叔岩的骨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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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叔岩与张伯驹合摄之《四郎探母》
张氏诗文，流传甚广，既不乏赞同者，亦有言为“肉麻”者。然则，张的说法，是否有溢美拔高的成分？反驳者何许人也？颇有意味的是，笔者找到了“杜家人”的辩驳。在杜月笙长子杜维藩写的《我的父亲杜月笙》里，专门谈及此事。杜云：“另有件事，是我必须为先父澄清的。 ……（张伯驹的说法）这绝对是误传。 ……余叔岩辞谢邀约，事后即有此传言，苦于无从辩解，也无法请余叔岩出面辟谣。多年以来，我对这件事，不无耿耿。 ”足见杜家人念兹在兹。杜维藩还进一步披露了从黄金荣的孙子那里听来的“秘闻” 。即：余之所以“不敢”去上海，缘于最后一次赴沪演出的失败。那次是黄金荣的邀约，在共舞台，但曲高和寡，卖座惨淡，余栽了跟头，不等合同期满，就铩羽北归了。但黄老板仍“大度”地支付了全部包银，惟要求余承诺，如再到上海，务必“补足”这次所欠的日子。余一直忌惮对黄的宿诺。 ……
这番话，听起来头头是道，又有黄家披露的秘辛，其实却距史实甚远，根本不值一驳。按，余叔岩一生三次到沪演剧。最后一次，是1923年10月下旬，应上海陶宅堂会，演了三场。之后，共舞台的老板黄金荣“打秋风” ，邀余登台。这可省却往返川资等许多花销，差不多是无本买卖，也只有帮会大亨敢这样“敲竹杠”吧？黄还“顺道”邀了在沪的程艳秋与余合作。如此坚强阵容，何愁不上座？黄恨不得让余、程多演些日子。但余仅唱了八天即北返，盖不愿被大亨榨取太多“剩余价值”也。请看，连基本事实都南辕北辙，杜家人的辩驳就很“苍白”了，难以取信于人。
有趣的是， “杜家人”出来说话，而“余家人”后来也有表态。余叔岩之女慧清《忆父亲余叔岩》亦谈到其父不赴沪：“这是由于他不拜客，以前来上海演出时已受够恶势力的苦头，所以不想与他们有任何联系。 ”因写杜子之说，姑且先将余女之言附笔于此，后文再与他人之说合议。
除了杜家人，上海前辈剧评家张古愚也曾公开反驳张伯驹。古愚翁写了《余叔岩未赴杜祠堂会原因另一说》，竟认为杜月笙压根就没邀请余，而余“宁可日后不去上海演出也不愿为大流氓效劳”云云，纯属张伯驹的臆说。古愚文的关键情节是：杜祠的这三天大堂会的总提调是金廷荪，协助办事的有洪雁宾、孙兰亭。洪是杜家人，孙是金的干儿子。不邀余叔岩，是余叔岩的好友、上海名票罗亮生（陈彦衡弟子）提出的。罗亮生认为，杜祠内外的两个戏台都是临时搭起的，台上没有拢音设备，场子大、四面空风（周围皆为农田），余叔岩嗓音细小，在戏园里十排后就听不清了，这种戏台是根本没法让余叔岩登台唱戏的。金廷荪接受了罗亮生的建议，所以未邀余叔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