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月笙|谷曙光读《余叔岩年谱》｜杜月笙的面子与余叔岩的骨气( 五 ) 年谱|堂会|祠堂|谷曙光|面子

由此言之，杭有没有去上海参加堂会，都成问题！“亲历者”的回忆，却存在那么多错讹；可见历史真相扑朔迷离，而欲探查，何其难哉！然而，说杭“故意造谣” ，恐怕亦非事实。杭口述《司鼓生涯》是在1962、1963年，那时已七十五岁高龄，听力又差。彼时老艺人回忆录的“主旋律” ，大率为揭露旧社会的黑暗，重笔写艺人受压迫的悲惨遭遇……或许有关方面有“引导” ，而杭为了迎合，就信口开河了。
孙养农、孙曜东兄弟，出身名门，乃银行家，都是余宅座上客，可以登堂入室。他们的说法，也值得重视。孙养农五十年代在香港写了《谈余叔岩》一书，其中谈到：
那次余氏之不参加，实在是为了从前屡次发生不愉快的事情，另有苦衷。如若去了，再有人约唱营业戏，唱也不好，不唱也不好，所以再三考虑之下，就毅然决然地不参加，况且身体也实在是太坏，所以就向杜氏婉言推辞了。
孙的一番话，倒合情合理，不过也话里有话。余叔岩在上海，确实屡次碰到不愉快的事，亦与帮会有关。这恰好可与余女慧清的说法相印证。孙曜东晚年口述的《浮世万象》则说：“余硬顶着不去唱，显示了他不畏强暴的骨气。同时还有一个内部原因，就是那时嗓子已经坏了， ……万一演砸了，这个名声就不好收拾，所以硬着头皮顶。 ”故强项硬顶是一面，而爱惜羽毛是另一面。关于因病不能参加，赞同者亦多，媒体人徐铸成认为：
余叔岩高风亮节，自然极可钦敬，但他也有一个与梅、杨等不同的具体情况，他那时已得了肝腰重病，基本已不能公演了， “上海这个码头我不要了” ，因此就更可以理直气壮，无所恐惧。
既肯定了余的风骨，也指出他无欲者无畏，而无畏者则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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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养农之《谈余叔岩》书影
小生名票何时希撰《余叔岩与杜月笙的决裂》，标题用“决裂” ，颇为惹眼。何文有“独得之秘” ，系当年与八十八岁的南方名丑刘斌昆交谈，而知悉了一些重要信息。比如，杜派到北平的邀角人有名净金少山，而金与余还是把兄弟，故金以为约妥余十拿九稳。谁知金策略不对，惹恼秉性刚强的余，双方话不投机，终于不欢而散。何文的结论是：“归根结底是他（指余）有财、有病，可以不倚唱戏为生计，加以金少山又刺激了他，这是最洞彻的事实。 ”何为表示确凿可信，还特别说明系当事人所谈，且有多个信息源相互印证。
“杜先生的面子”
众所周知，上海滩早年流行一句话——“杜先生的面子” ，似乎没有杜先生办不到的事！从杜月笙一贯行事的风格来看，不干则已，若干的话，就一定要拔得头筹。其实黄金荣、张啸林等大亨何尝未办过堂会？然而，就是没有杜月笙的声势浩大。
从杜祠堂会规模看，杜月笙真是打算将北平名伶一网打尽的。笔者以为，杜就是要“处心积虑”地办一场民国史上空前绝后的堂会。单缺某一名伶，不算什么；但余是须生首座，地位举足轻重，影响了杜的面子，就成为美中不足。
杜祠堂会的大运作，杜不必亲自出马，当是成立“公关小组” ，派专人到北平，接洽联络。负责邀角者，必定神通广大。笔者很好奇，都有哪些人呢？据杜祠庆典《积善余庆》小册子，总理庆典者为虞洽卿、王晓籁、黄金荣三人。另设有专门的剧务处，主任张啸林、副主任朱联馥，成员有周信芳、罗曲缘、赵如泉、孙兰亭、常云恒、王元龙、孙克友、林树勋、浦贤元、苗胜春、高庆奎、黄全生、裘剑飞。这其中，既有南方名伶，也有戏院老板，而北方仅一名老生高庆奎。大亨张啸林应是演剧方面的最高负责人。那时，名净金少山正依附于张，于邀角上必定大卖力气。笔者疑心，在北平出力较多者，应是高庆奎和金少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