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月笙|谷曙光读《余叔岩年谱》｜杜月笙的面子与余叔岩的骨气( 六 ) 年谱|堂会|祠堂|谷曙光|面子

行文至此，笔者浮想联翩，是否可以“还原”一下邀角人与余交涉的场面？这当然不可能，但又不妨做一些揆情度理的推想。话说杜月笙的门徒，在金少山的带领下，见到余叔岩。杜为示郑重，极有可能事先起草了亲笔书信（起码是签名信）。而上海来人必定先好言相劝，晓之以理，动之以情，余则以病婉拒。这是第一回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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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梅、金——一张“合成”的假照片
接着，上海来人喋喋不休，继续纠缠，余无奈拿出医院的“诊断书”（当时小报玩笑，余为谢绝演戏邀请，经常巧施“血盆计” ，故意留病血示人），外加他近两年未有任何公开演剧的客观事实，来人必定无可奈何。这是第二回合。
一个关键而有趣的问题是，公关过程中是否有威逼利诱？笔者认为是肯定的，历程必定曲折，且软硬兼施。在这个过程中，劝诱者有唱红脸的，有唱白脸的；当反复规劝不成，以帮会中人的一贯行事风格，甩几句狠话，威胁一下，是题中应有之义。但余两年未演的事实就摆在那里，一口咬定病莫能兴，终究是没有办法的。如果余近几月恰好演过，那就真无法推脱了。若上海来人“放硬话” ，以余的强项个性，是要“回敬”的。杭子和就说：“余叔岩这人生来脾气耿直，他有个外号叫‘两条命’ 。 ”况且北平毕竟不是杜月笙的势力范围，邀角人再狠，也只能以“休想再到上海滩”为恫吓。故前文引张伯驹之言合乎情理。两方终于“谈崩” ，不欢而散。这是第三回合。
后续，杜月笙方面不排除还有伎俩花招，各方说客纷至沓来；但余抱定宗旨，就是不上“贼船” ，其奈我何？笔者的老师吴小如先生曾分析：“稍事犹疑，即入彀中。 ”虽说不是千钧一发，但余叔岩确要顶住各方压力。
其实，杜祠堂会邀角，犹如“田忌赛马” ，北平的角儿是分成上中下三等的，梅、杨、余三人，就属上等，在必约之列，目标是“务必拿下” 。还有的，或者如虎添翼，或属锦上添花，或是可有可无，不可一概而论。再者，因酬劳丰厚，人又风光，很多名伶想方设法也要“挤”进去；但杜、张等大亨还不见得能看上呢！邀约的未必愿去，而想去的未必被邀，这就是“围城” 。需要说明的是，威胁余叔岩，未必是杜月笙的意思。但是接受邀角任务者，为完成使命，会不择手段的。说几句难听话，又算什么？根本用不着杜月笙授意。邀余失败后，派往北平的“戏公关” ，向杜、张报告，大亨肯定不快；但天下事，难得十全十美。余的缺席，固然遗憾；假设邀一百人，如九十九位都给了面子，那也是天大的面子了。杜先生的公关和运作，总体已是叹为观止矣。
马连良的难堪
上面的“情景演绎”真实否？或许有人认为，邀角从头到尾和和气气，只怕没有什么威逼利诱吧。笔者要说，社会很残酷，不要太天真。何况是“水极深”的帮会和梨园打交道！“戏饭难吃” ，自来如此。帮会人物与梨园关系密切，那些大亨对名伶表面上礼貌有加，但如果触及他们的利益或忌讳，有时就是头等大角儿，也丝毫不假颜色。
笔者姑且举一个名伶马连良的例子，也跟杜月笙有关。 1947年9月，杜月笙六旬大寿举办堂会兼义演，前后十天，在牛庄路的中国大戏院，亦是名伶云集。虽不如1931年杜祠那次宏盛，但在时局不靖之情况下，亦极难得了。据《周信芳日记》， 9月7日，大家一起商量后续数日之戏码， 9日的压轴戏安排了《群英会·借东风·华容道》（大轴是梅兰芳、小翠花《樊江关》）， “派戏时，金廷荪不满马连良只演《借东风》，不带《群英会》诸葛亮，面辱之” 。当着梅兰芳、周信芳等名伶的面，杜月笙的心腹金廷荪居然直接给马难看，这有多么尴尬！金发脾气后， “马连良不自安，烦兰亭、其俊，同到金家，愿一人演诸葛亮” 。事后马竟拉上孙兰亭、汪其俊去金家赔礼，到底还是妥协了。按，《群英会》连演《借东风》，马在自己的“扶风社”的通常演法是前鲁肃、后孔明。《群英会》的主角是鲁肃，孔明是二路活儿；《借东风》的主角才是孔明。这次名伶荟萃，《群·借·华》由马连良、周信芳、林树森、叶盛兰、裘盛戎、李少春等合演，自然不能再让马前鲁肃、后孔明，而是希望马演孔明一人到底，由周信芳、谭富英双演鲁肃（后又改为周一人演），这么派，也是为了“拴”更多角儿，令戏更好看。客观讲，让马演《群英会》的孔明，是有点屈就的意思。但那是杜先生的大好日子，又有义演的由头，马摆谱计较，明智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