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上，皇太极的这一政策一直在满洲统治者当中延续。伴随着“满洲共同体”的构建，同时也需要配套一系列必要的措施，这包括对同属一族的强调与宣传，对边缘族群的迁徙与“国语骑射”的要求，也包括极为重要的“编旗”举措。当该区域内相邻的各个族群，尤其是当时的边缘族群经历了如上的过程之后，它就被纳入到“满洲共同体”之中。伴随着这一过程，族群的独立性会发生改变，族群认同也会开始发生变化。
康熙三十一年(1692年)，科尔沁蒙古王公台吉将此前一直受清政府间接统治的锡伯人“进献”了出来。而就在前一年，“辛未年(1691年)仲夏九月，皇上遣使臣召喇嘛活佛至宫中，接见并降旨道：科尔沁十旗乃是你的檀越，也是朕的舅家，那里有我们满洲人的锡伯、呼勒沁部落，你去把锡伯、呼勒沁人请来，朕欲赐赉其诺颜，把他们招收过来”[10]。从这一条材料我们可以看出，康熙依然延续着皇太极时代的方针策略，因此他才会说“我们满洲人的锡伯”。笔者认为，这是一种统治手段也是一种宣传策略，我们不应据此就草率地认定锡伯人与满洲“本属一家”。
科尔沁蒙古“献出”锡伯后，清政府即将其编入满洲的上三旗，并保存整建制的的锡伯牛录，将其安置于齐齐哈尔、伯都讷和吉林乌拉等处。这一时期前后的锡伯人，在族群认同方面业已发生变化。
康熙时人杨宾记载：“席百，一作西北，又作席北，在船厂边外西南(此处‘西南’有误，应为‘西北’)五百余里。土著自言与满洲同祖，而役属于蒙古之科尔沁。”[11]又言“特以地处属外藩，公行劫掠，不能禁，行旅每视为畏途耳”[12]。这就说明从皇太极时代起就进行的“满洲共同体”的构建与宣传确实起到了成效，使得当时处于边缘位置的锡伯人中至少有一部分已经认同了自己与满洲同祖的观点。
此外，1698年黑龙江地区的长官奏称“此项锡伯人，自编牛录，设官披甲，供食俸禄以来，已有五六年，竟至今不遵法度”[13]，《实录》中也称：“席北、打虎儿编入佐领，已数年矣，理合遵行禁令，今佐领阿木瑚朗等旷误防哨，不可不严加处分。”[14]在南迁后族群状态激烈变化的过程中，锡伯人一开始是难以适应的，这也说明其对满洲的认同尚未完全建立，因此便伴随着不遵法度与偷盗抢掠的现象不断产生。
从康熙三十八年开始(1699年)，出于加强防务与进一步统治的需要，清政府仅隔7年就再一次对锡伯人进行大规模的强制迁徙，将驻于伯都讷、齐齐哈尔、吉林乌拉的锡伯官兵及其家眷分别迁至盛京、京师等地。与此同时，整建制的锡伯牛录被打破，锡伯人被分散编入满洲的八旗之中。
在第二次南迁的过程中，不仅出现了大量逃亡的现象，锡伯妇女也遭受到了残酷的待遇，她们不得不被迫强制嫁与他人。*而在族群认同方面，《侍卫琐言补》称：“东三省新驻京人充侍卫，人皆以新满洲呼之。其实非满洲也，各有部落，如锡伯、索伦之流。”[15]《开原县志》也记载道：“蒙古……清继明后，因有种族关系，内附日多，朝廷编入旗，与满族、汉军皆分八旗，载入册档外，有锡伯及巴尔虎人，亦皆蒙古之种族。”[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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