视角|边缘视角下的认同变迁：以锡伯族为中心( 六 ) 族群|认同|锡伯族|变迁|边缘

对于锡伯人自身而言，此次西迁对其认同变化的影响极其重大，随着客观资源环境的再一次改变，一方面西迁后至新疆的锡伯人，重新拥有了锡伯营的独立建制，使得族群的独立性大大增强，另一方面，尽管锡伯人的西迁在宏大叙事之下是一部爱国史诗，但是就锡伯族人个体情感而言，西迁却是一段苦痛的历史记忆，特别是西迁新疆的锡伯官兵是从各家庭中抽调前往，这就造成了众多锡伯家庭陷入分裂、破碎的状态。直到今天，新疆的锡伯族人依然口耳相传着当年乾隆皇帝许诺锡伯官兵60年返乡一事，继而戏称被满洲皇帝所“欺骗”。虽然此事在史籍中并无记载，但是却是西迁对锡伯人的满洲认同所产生负面影响的一个侧面体现。我们在历史文献中，也能体会到这一苦痛的经历。
西迁当日：“(乾隆甲申年三月)……诸军齐会西门外，亲戚送别，男女啼哭，惨不忍闻。俄而三次炮响，哭声顿止，一齐发去云。”[20]西迁近百年后，锡伯人锡笔臣在所著的《锡伯族由东北西移时之离乡曲》中依然写道“父子兄弟难分离，姐妹妯裡不忍离”。*同为锡伯人的管兴才也这样写道：“满屯的乡亲含泪聚议，人间的伤别莫过于此，断肠时节应备饯别饭，观天择吉四月十八日。”*另一首诗句同样充满悲伤：“眼泪依稀生养我的山水，相别的同胞难舍难分。”[21]
在离开业已生活多年的家乡后，锡伯官兵及家属出彰武台边门、经克鲁伦路及蒙古路于乾隆二十九年八月到达乌里雅苏台。又为大雪严寒所迫，在此地扎营修整，等待次年再前往伊犁。
乾隆三十年(1765年)三月，锡伯官兵再次启程，经历近4个月的长途跋涉，终于在七月抵达伊犁绥定一带。并因此时的锡伯族人已经完全农业化，遂于次年(1766年)正月迁徙至伊犁河南岸，自行驻防建屋，按牛录建制进行屯田。
在整个西迁的过程中，尽管路途环境极为恶劣，加之远距离的背井离乡。但是锡伯人却没有再现当年南迁时大量逃亡的现象，甚至还较约定时间提前一年多到达目的地。这一方面是身为旗人的组织性与纪律性的影响，另一方面，也是满洲认同的作用，使得此时的锡伯人没有再产生强烈的抗拒心理。
西迁到新疆的锡伯人，不仅在地理上又重新处于了边缘的位置，同时也进入到面对众多“他者”的封闭环境中，过着十分严格的军事化生活。以锡伯营为基础的八牛录建制，使新疆的锡伯人成为了一个独立而又联系紧密的群体。因而，关于“自我”的意识便拥有了产生的条件，锡伯认同相较在东北时也有了增加的可能。这就使得新疆的锡伯人走向了与东北的同胞不同的发展道路，尤其是在其后经历的种种历史事件，促使新疆锡伯人的满洲认同开始发生重大的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