视角|边缘视角下的认同变迁：以锡伯族为中心( 五 ) 族群|认同|锡伯族|变迁|边缘

第二次南迁后的锡伯人由于整建制的牛录被打破并向南更加深入到旧满洲聚居的核心区域，因而大量进入到“旧满洲”的视野之中。但是在“旧满洲”看来，此时的锡伯人却是一个“非满洲”的存在，对其尚未形成认同，这也说明族群边界的变动是一个缓慢的过程，需要不同族群间长期不断的交往、互动、接纳来完成对族群的重塑。而在这一过程中，相对强势的族群会强烈影响相对弱势的族群，使得弱势族群无论是从语言文字、风俗习惯，甚至是祖源历史上都会向强势族群模仿、学习，以期更好的存续并被接纳。从而，第二次南迁所造成的最大影响，就是使得锡伯人此后不仅被位于满洲共同体核心区域的“旧满洲”视为满洲人，也被满洲之外的其他族群视为满洲人，但最关键的是，这也造成了锡伯人自身“满洲认同”与“锡伯认同”并存的局面。
锡伯人的满洲认同，不仅体现在其对满语满文、旗人身份的接受以及对满洲先祖的认可上，*也体现于之后很多锡伯人因为认同满洲而发展成为满族。但我们仍要指出的是，满洲认同的增加并不意味着锡伯认同的完全消失，虽然这时锡伯人的族群边界已经不甚清晰，但对“锡伯”的认同与归属感却仍然存在着，沈阳的锡伯人于南迁一百多年后，在嘉庆八年(1803年)立于太平寺石碑上的碑文依然记载道：“青史世传之锡伯部，原居南扎拉托罗河流域……蒙圣祖仁皇帝施与鸿恩，将锡伯等编为三队，于康熙三十六、七、八年移入盛京，分驻各地效力。”*
因此，虽然在第二次南迁后满洲认同已经成为锡伯人认同层面不可或缺的部分，但是锡伯认同的存在也依然不容忽视。只是此时满洲认同与锡伯认同间并没有明显的冲突关系，所以也就很自然地会使得除了锡伯人外的“他者”通过对语言文字、服装服饰等外在的较鲜明的特征判断，将其视为满洲人。但是，这一锡伯认同与满洲认同并存的状态，不仅使得锡伯人处于“内部他者”的状态，也为其西迁后重新确立族群的独立性与主体性奠定了历史基础。
三、西迁与满洲认同的衰减
乾隆二十九年(1764年)四月，清政府决定从沈阳及其所属的开原、熊岳等城抽调锡伯官兵前往新疆伊犁驻防，以充实在平定准噶尔部及大小和卓后空虚的西北边防。
“新疆，在京师西北八千四百九十四里。……其民：汉人；蒙古；回(南路缠头回*)，北路汉装回；*番；布鲁特；哈萨克。而满洲、锡伯、索伦则大半为兵，种族杂糅，言文、习俗各不相同，号称难治焉。”[17]加之此时久经战乱“数十年来，兵革相寻，群遭涂炭”[18]，百废待兴，为稳固西北边防，抵御沙俄的侵略蚕食，维护多民族国家的统一，此时急需从疆外调兵戍守。因而，锡伯人再次进入了视野，伊犁将军奏称：“奴才等闻得，盛京驻兵共有一万六七千名，其中锡伯兵四五千名，伊等未甚弃旧习，狩猎为生，技艺尚可。近几年出兵时，未曾遣派伊等。奴才等以为，于此项锡伯兵内拣其优良一同派来，亦可与黑龙江兵匹敌。”[19]在获得乾隆批准后，锡伯便与满、索伦、察哈尔、厄鲁特等多部官兵先后奉命西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