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肺炎』武汉“清零”背后：驱赶ICU病房死神( 三 ) |药品|传染病|武汉|

在日常医院的配置中，各大医院对ICU病床的配置一般都不会很多，一家大型三甲医院若有100张ICU病床数量，已是最高配置。
但当时的武汉市，危重患者数量急速攀升， ICU病床数量远远无法满足实际需求。朱桂军团队只能一边救治，一边加紧改造病区，扩增病床。
在院感专家的协助下，团队一起动手，对医疗垃圾和生活垃圾进行分类，然后调整通道， “保留部分通道，封掉部分通道，足足花了2天时间，对硬件进行整改。 ”朱桂军说。此后的病区，三区两通道基本成形，各类物资专区放置，治疗室、病床的床间距调整完毕，他们还将一块有窗户的小区域改造，通过“拆东墙补西墙”的方式，将病床数量增至15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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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桂军带领大家制定了简单、实用的病房操作流程。资料图
理顺流程
梅君的治疗过程给人的感觉格外漫长，看似平静的表面下面是焦虑的等待。朱桂军发现她的肾功能在持续恶化——如果肾功能受损到一定程度的情况下，药物已经不能予以解决，只能是用血滤机来进行肾脏的支持治疗——而此时向防疫指挥部申请的血滤机尚在路上。
“一开始的流程相对混乱。 ”朱桂军回忆道， “一方面要收治危重患者，另一方面还要熟悉医院情况，理顺工作流程。 ”医疗队的医护人员来自不同医院，虽然级别差不多，但每个人治疗有自己的特点。但重症救治，团队的合力尤其重要。为此，朱桂军带领着大家根据国家的治疗指南，紧急制定了简单的病房有关操作流程，交接班、病情分析总表，病房记录表、仪器使用、药物应用等都统一规范，按照新建制的要求统一执行。
雪上加霜的是，七医院已有医务人员被感染，其中就包括ICU的负责人。 “在临去住院治疗前，这位负责人跟我见了一面，简单介绍了情况。 ”朱桂军说。医院还留了部分医生协助他们熟悉情况，但后者有自身的工作，人每天都在更换，对接无法顺畅，让朱桂军有点抓瞎。
疫情紧急，无论多难也硬着头皮一步步走。
七院的病历系统与此前团队所用系统不一样，在给病人开医嘱、做化验时，必须快速熟悉病历系统。最开始由于没有工号，只能用本院医生的工号进病历系统，增加了沟通成本。
屋漏又逢连阴雨。恰逢当时医院的系统在升级调整、洗片机器坏掉，最初的七天，朱桂军根本看不到病人的影像学资料。等到系统好不容易弄好，电脑却频繁死机。 “磨合过程很痛苦，有种使不出劲的感觉。 ”但此时情况紧急，医疗队只能尽量克服困难：申请新的设备、学习医院的病历系统，熟悉治疗流程。
排班也几经波折。 “重症患者行动不便、自身使用的医疗设备繁多，因此需多人同时配合，且在此过程中要消耗巨大的体力。 ”朱桂军说，在日常情况下，国家要求的ICU病房的配置标准是一张床0.8个医生、三个护士。但在疫情下，因为穿着防护服，体力消耗增大，应按照一张床2个医生、6个护士配置，才是最佳医疗质量的配置方式。
按此测算， 15张病床应该需要30位医生， 90位护士。但朱桂军团队只有12名医生和48名护士。为解决这一矛盾，团队实行两班倒，分成白班与夜班，上夜班的医护人员要从晚六点上到第二天早上八点，最初一次值班长达十几个小时。比其他科室4-6小时一班的工作强度大很多，时刻挑战医护人员的体能和生理极限，坚持几日后，他们调整了一下，但人力紧张的局面并未得到真正缓解，直到30多天后，河北的第5批和第7批医疗队补充进来混合值班，团队才有了稍长的换班时间。
为帮助接班医生更及时准确的获知患者的信息，朱桂军发起接班表格制度，作为口头交班的补充。 “这个表上有病人一天基本的一些个生命体征以及化验情况，交班的时候我们就拿这个表接班，你不用再问一些具体的化验数值，这上面都写着。交班医生只需要告诉你这个病人重点是在什么地方，他的病情变化在什么地方就可以了。这就省时间了。 ”朱桂军说， “大概在两个星期之后，工作流程开始顺畅起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