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月笙|谷曙光读《余叔岩年谱》｜杜月笙的面子与余叔岩的骨气( 七 ) 年谱|堂会|祠堂|谷曙光|面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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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7年9月中国大戏院杜寿义演剪报
这件事非常耐人寻味。那时余叔岩已亡故数年，马连良差不多是须生第一了。此次堂会，跟梅兰芳在大轴合演生旦对儿戏的，就是马；名伶大合作的《四郎探母》，四个四郎，马也是最后出场，可知地位重要。即便如此，帮会大佬对马这样的头等大角，还是当众给了难堪，足见厉害！由此反推一下，余叔岩私下里被威胁几句“虎狼之言” ，还有什么奇怪的呢？
“老病号”余叔岩
1931年6月的余叔岩，是否真的病体沉重，演不了戏呢？早在1930年4月，余接受《全民报》采访时就表示：“现因病辍演，未登台者年余，刻虽稍愈，但医嘱静养，故未演唱也” 。据《余叔岩年谱》，余1929年只参加了几次义务戏的演出，最末次乃7月1、2日将军唐生智之堂会。 1930年则整年未出演。 1931年年初到6月，也未有任何登台消息。余叔岩的病是客观存在的，他已整整两年谢绝舞台了。到1932年，余又接受采访人员采访，仍自言苦于“便血症” ，俨然养疴已久之老病号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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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叔岩临池
余叔岩确有久病苦衷，而且更有现实的困难。 6月正是上海暑热难耐之时，演剧又是在浦东高桥现搭的露天台子，人山人海，这种阵仗，余必定视为畏途。后来的情况确实如此。据《申报》1931年6月16日报道：
剧场广可容数千人，但观者近万，几无插足地。加以天热场低，四围密不通风，观众挥扇观剧，莫不汗流浃背。全场空气，异常混浊。 “人气白热化”五字，形容最为恰当。台上由张啸林、王晓籁两君维持秩序，卒亦无法驱散台上观客。入晚客复陆续而来，跋涉十余里，畏难而退者日必数千人。贵宾席中占有位置者，虽极视听之乐，但兀坐通宵，呼吸急促，头痛欲裂，一身不能转侧，大有欲罢不得之势，诚有说不出之痛苦也。
这种“白热化”的场面，确实是不适宜一个大病之后、身体孱弱的人的。不妨做一假设，退一步，余如果只去上海拜寿，但不唱，成不成？答曰：不成。一但到了上海，进了杜月笙的地盘，届时人情包围，形势逼人，唱不唱就由不得余叔岩了。上面谈到的黄金荣“劫道邀演” ，就是前车之鉴！
再者，余叔岩对上海有一种“心理阴影” 。余之前的三次上海之行，都不甚愉快，个性刚强的他，不愿低眉顺眼，而四处拜客、敷衍大亨，都令余不快。其实， 1923年之后，余实际已放弃上海这个大码头。这么说，有根据么？试看梅兰芳，跟上海多亲近！
但是，余跟梅不一样，梅的大红，是靠了上海。第一次赴沪演剧的成功，标志着梅成为驰名全国的优伶。再回到北京，梅的身价就扶摇直上了。上海是梅兰芳的福地，也是发迹之地。梅靠上海赚钱出名；而余则不是，余还是主要以故都为根据地的。余的艺术，古雅精致；但体力不佳，音量也不甚大。客观讲，余的演剧，比较适合千人以下的中小戏园子。再准确说，小范围的堂会，厅堂艺术，余叔岩固优为之；但像上海那种动辄两三千人的新式大剧场，余演起来是相对吃力的。在北京，余一星期演一两天即可，游刃有余；而京伶去一趟上海，都是连演四十天左右，要累脱层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