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 ， 如果不是李约瑟所作的研究 ， 今天我们对中国文明的认识或许会截然不同 。 弗朗西斯·培根把罗盘、印刷术、火药称作新科学时代的开端时 ， 如果我们意识不到它们最早全都发明于中国 ， 培根在追溯历史时就会将这些发明据为己有 。 与13世纪末14世纪初欧洲出现的火药、丝机、机械钟和拱桥一样 ， 正是李约瑟的研究让世人知道 ， 这些最初都是中国的发明 ， 它们经由因蒙古征服而开辟的自由商路来到西方 。 这些源于中国的发明虽然都是在进入中世纪欧洲社会后才发挥出它们的潜在社会变革力量 ， 但如果没有李约瑟为中国辩护 ， 有关它们源头的信息也就将消散在历史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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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约瑟和中国学者、画家在一起
在这种学院派和史家的理解之外 ， 我更愿意以一种温情的方式去理解这个问题所走过的历程和它今天与未来的遭遇 。 “李约瑟之问”曾启发人们试图从各个角度给出答案 ， 来理解中国近代的落后 。 有人说这是因为中国从来没有出现过一个地位能够得到保障的商人阶级 ， 从汉朝就有的重农抑商传统 ， 搞垮了实业家和潜在的发明家；有人说是千年来的文官官僚制度把最聪明的人的精力都吸引到了科举考试和学而优则仕上 ， 人们潜意识里充满了官僚意识 ， 不存在一个可以个人自由探索的空间 ， 而这种官僚制度和“亚细亚式的集权”又与中国悠久的治水历史有关；还有人说 ， 欧洲封建国家之间不断征战的历史塑造了他们的竞争野心和竞争力 ， 而中国过早实现了大统一……这些探讨也深入到心理结构、思维方式和精神层面 ， 形成了许多对我们自身精神特质的自我审视 。 比如陈立在《我国科学不发达之心理分析》一文中写 ， 中国科学之不发达 ， 可溯源于我们文化中拟人思想的泛生论 ， 没有工具思想的直观方法 ， 没有逻辑 ， 客观与主观混淆和理智的不诚实 ， 这一切则反映着客观社会的组织 。 钱宝琮则在《吾国自然科学不发达的原因》的演说里说 ， 我国历史上曾提倡过科学 ， 而科学之所以不为人重视者 ， 实因中国人太重实用 ， 有了一点应用的方便 ， 就不再钻研 ， “如历法之应用早已发明 ， 对于地圆之说 ， 亦早知之 。 然因不再继续研究其原理 ， 以致自然科学不能继续发展 ， 而外国人则注重实用之外 ， 尚能继续研究由无用而至有用 ， 故自然科学能大有发展” 。 这些试图求解“李约瑟之问”的探索 ， 都让我们以西方为镜子 ， 把自身文化和集体潜意识中的特性和优劣看得前所未有的清楚了些 。
我很喜欢英国作家西蒙·温切斯特对“李约瑟之问”的一种也许不够学院派 ， 但却能引发人幽思与遐想的理解 。 他说 ， 正是出于对中国的爱 ， 李约瑟对中国的未来拥有最大的信心；他所编写的那套大书最大的长处 ， 其实在于它记录下中国古代历史对未来的许多承诺 。 无数零星、不成体系的技术发明虽然并不自然属于能够产生现代科学的那种文化和思维模式 ， 但对中国人而言 ， 这些前人所走的路对未来仍然是一份可借鉴的路线图 。 当他在敦煌石窟里检视中国古代的星象图 ， 认识到它们的格局之庞大、历史之久远 ， 且流传之广泛时 ， 他理解到中国古人自古以来对天上星辰的着迷和他们思考格局“如大洋般的恢弘” ， 中国古人也曾以一个个体面对整个宇宙的方式去思考过自身与自然的关系 。 也许这种过于宏大终极的思维方式 ， 让中国人倾向于迅速进入某种境界 ， 而没有产生导致科学的那些中间的求真步骤 ， 但谁能说 ， 这样的思维随着历史斗转星移 ， 某一天不会显示和发挥出它独特的优势呢？——毕竟 ， 对于中国的漫长历史来说 ， 一部近代历史就像它长河中的许许多多黑暗与黄金时代一样 ， 都不算长 。 李约瑟的研究固然受到了来自他自身内部那个西方科学范式的质疑和批判 ， 但从另外的角度打量 ， 它仍然具有它内在的价值 。 李约瑟在其中重新创造及组合了一个古代中国的记忆宫殿 ， 将炼丹师与铸铁匠、测量师与宫廷天文师、秘术与军事工程师等从失落的世界里复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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