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约瑟之问”:诞生与命运( 七 )



“李约瑟之问”:诞生与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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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8年6月26日 , 现代喷气式飞机发动机的先驱弗兰克·惠特尔爵士正在工程车间检视零部件
正是这份源于与中国人建立起亲密联系的个体经验的信念 , 使他总是更愿意去发现中国人身上的可贵精神 。 他看到江边规模庞大的天然洞穴里藏着巨型机械、输送管道和蒸馏柱 , 便联想到将它们运过长江峡谷和湍流的中国人不屈不挠的性格;他看到 , 在西部的原始简陋条件下 , 从东部大城市撤退来的中国科学家们 , 可以在遥望西藏山峰的宗祠里讨论原子核物理 , 在广西的山洞中争相同外国技术专家交流大型发电厂的技术问题 , 在大理的土著部落中帮助浮游生物学家把小船推入五华塔下的洱海 , 便联想到“在千瓦、昆虫媒介、维生素耐药量试验、平炉耐火材料、侏罗纪岩层等一类单调的术语后面 , 整个一代人的发奋、忍耐、信心与希望” 。
1944年 , 李约瑟开始把对自己的问题的解答付诸文字 。 他那时就已深信 , 这个问题是“文明史中最重大的问题之一” 。
他最初以为一本书就可以回答这个问题 , 最终却不断扩展为规模宏大的七卷本 。 1954年 , 第一卷出版 , 到了1992年 , 《中国的科学与文明》已经出版了十五大卷 , 其中有很多中国学者的贡献 。 一个朴素的问题 , 引出这样壮观的成果 , 在20世纪学术史上是罕见的 。 在今天的科学史研究者看来 , 李约瑟所搜集的这些零碎成果是戴着一种现代西方科学分类的眼镜去挑选材料 , 很多材料表现为一些具体的科技成果 , 被打碎后装入西方科学体系的框架中 , 只是给出了在时间上提前多少年的证据 , 不成体系 , 还割裂了原本自成一体的中国古代学科排布 。 其关键问题是:中国科技史与西方科学史是同质的、可类比的吗?清华大学科学史教授张卜天告诉我 , 如果说两个事物谁“先进”、谁“落后” , 至少说明它们是同质的东西 , 只有程度上 , 没有质的差异 。 然而 , 当时李约瑟所认为的“中国科技”与“西方科学”本质上是不同的东西 , 就如同比较不同树种长出来的两棵树谁长得更好 , 没有意义 。
悖论的是 , 认识到这两种体系是完全不同、自成一体的文化 , 却是需要比较之后才能得出的结论 , 也是彼此对自我与他者的重新认定 。 1946年 , 剑桥大学哲学家伯特兰·罗素在他的《西方哲学史》中写道:“如果我们打算在世界上生活得更安适 , 那么我们就必须在思想中不仅承认亚洲在政治方面的平等 , 也要承认它在文化方面的平等 。 我不知道 , 这种事情将要引起什么变化 , 但是我确信 , 这些变化将具有深刻和极其重要的意义 。 ”这句话也被印在《中国的科学与文明》第二卷的扉页上 。 由于“李约瑟之问”的提出 , 中国与欧洲文化第一次被摆在了一个可以互相参照的位置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