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约瑟之问”：诞生与命运( 六 ) 本文刊载于《三联生活周刊》

与竺可桢这样的反思相对的是，李约瑟观察到的是不同的截面。战火纷飞中，他被中国人在隔绝状态里仍然尽力做事的态度所感动。他在行记中记录下藏在洞穴中的精良测量机器，记录下在地下百米深处使用德制蔡司镜头和英制格里芬与塔洛克天平，耐心做着滴定、校准和称重工作的科学家，也记录下在云南这样的丛林环境中，晶体物理实验室的学者自己制造收音机真空管和接收器所需的石英晶体，甚至有技术员从原料开始自己制造显微镜和望远镜，将一块块原始光学玻璃，磨成经准确计算过的镜头形状。如果说在此之前的20年，去往欧美的中国留学生想的还只是问什么地方的机器价格最便宜以方便购买，与日本学生专注于机器如何制造截然不同，那么，在这场中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于隔绝中，中国人开始动手制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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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约瑟之问”：诞生与命运】中国化学会北碚分会第四届分会结束后，在中央工业试验所与中国科学界人士共进午餐(李约瑟摄)
李约瑟关注着另一个历史层面的问题。如果说1938年的时候，他对“现代科学为什么只在欧洲文明发展，而未在中国或印度文明中成长”这个问题是不是“一个火车头挡住另一个火车头”这样的问题还不确定，这个时候，随着李约瑟对中国社会的了解，他逐渐认识到， “至少还有另外一个问题同样是重要的：为什么在公元前1世纪到公元15世纪期间，中国文明在获取自然知识并将其应用于人的实际需要方面，要比西方文明有效？”在他后来写的《东西方的科学与社会》一文中他回忆，他从一开始就对用“自然人类学”或“种族精神”的因素来解释中国发展的有效性抱有深深的怀疑。这种怀疑建立在他与中国人的亲密友谊上：“自我第一次与中国的朋友和同事们有了密切的私交，积50年的一切经验，我更加深了这一怀疑。他们确实完全是‘属于我们这一型’的。我相信，不同文化间的巨大历史差别，是能够通过社会学的研究得到说明的。 ”抱着这样一种信念，李约瑟试图溯源古代去寻找几乎一切发明在中国的起源，这也是他后半生的执着。他不再简单地问，现代科学为什么只在欧洲文明得到发展，而是问，在15世纪这个时间点上，为什么中国文明的相对位置发生了改变。
1943年造访重庆李庄的“中研院”史语所时，李约瑟提出了许多对科学史的问题，引起“普遍的骚动” 。据他的日记写，该所许多成员到处挖掘他们所能找到的有趣资料， “譬如2世纪的爆竹、大型爆炸的记录，以及1076年的诏令禁止将火药卖给鞑靼人。这比通常认为的西方发明火药的时间还早了两个世纪” 。他也找到证据，证明中国是最早将磁性罗盘用于海上航行的，考证出早在1090年前，中国就已经有用于船只上的确切证明了，比西方最早的记录大约早了一个世纪，直到9世纪或10世纪，磁性罗盘才成为航海家的罗盘。 1944年2月，在重庆中国农学会的演讲中，他将中国与西方的科学和农业进行了比较。他发现，中国古人与古希腊人一样，是能够探究大自然的，而且在过去2500年中做出了许多最早的重要发现，这至少说明，中国人不仅能探索大自然，还能做实验。他列举了宋代的活字印刷术，它如丝绸一样，经过古老的丝绸之路从甘肃传到新疆、西藏和波斯，然后传到中东，最后又传到其他地方。同样还有化学，它原本起源于炼丹术，而最早的炼丹术是在中国出现的，远早于希腊和埃及，它长生不老的思想虽然在今天看来是错的，但他们发展了化学技术和处理物质的方法；而且，炼丹家不仅发现了磁的指极性，很可能火药的起源也与他们有关。于是，他进一步问：为什么中国有经验科学的技术发明，却没有产生近代理论科学？越深入到中国科学技术成就的详细历史，他越感到，科学突破之所以只发生在欧洲，与文艺复兴时期盛行的特殊的社会、思想、经济诸条件有关系，而非用中国人的精神缺陷或思想哲学传统的缺陷能说明的。他甚至认为，中国人的思想哲学传统，较之基督徒的世界观，比近代科学还要合拍。这种信念不是来自于任何理论或主义，而是来自于他个人与中国人打交道的生活体验。在这进一步的追问中，他已再次转化了问题，对经验科学与近代理论科学做出了区分，实际上已经将问题变成了：为什么古代有经验科学的中国，在近代没有产生理论科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