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约瑟之问”：诞生与命运( 八 ) 本文刊载于《三联生活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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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50年代，在黑龙江进行实验观察的中科院副院长竺可桢(左)与苏联莫斯科大学地质学教授马特维耶夫交谈
问题的遭遇
1944年，李约瑟在重庆发表关于科学的演讲。他以他常有的宏大思维和热情告诉中国听众， “我所试图要做的一切，是指出资本主义在过去所起过的作用。我不想被理解为，因为是中国药便主张服用，而不管是否了解其药性。我不主张用‘西医’这个词，因为我们的遗产实际上也就是你们的遗产” 。他以一种强烈的平等情感抛出他或许激进、站不稳的猜测：如果中国有像西方那样的气候、地理、社会、经济等因素，而西方有像中国一样的条件，近代科学就会在中国产生，而西方人就不得不学习方块字，以便充分掌握近代科学遗产。对于那个抗战的中国来说，也对于那个仍保留着强烈优越感的西方来说，李约瑟的话是一种深厚的同情。他告诉在艰苦简陋的条件下从事科研工作的人们， “我们双方都各自有其历史骄傲和自卑之处。中国在许多方面，在思想和实验工作方面都做了开端，但可惜，由于继承下来的经济和社会因素，没有使它们在中国得以发扬。西方从希腊遗产出发，摆脱了这种束缚，把关于宇宙的知识融合成一个有条理的整体，但环境因素发挥了很大作用” 。但是，西方虽然近代在科学技术上领先，这种文明却没有带来和平，反而使所有人都陷入世界大战。李约瑟如此说，大概也顾及了中国学者在国难家仇境遇中的自尊心。在李庄，傅斯年曾当着他的面发过一次火，大声道：“我们都折腾几千年了，怎么中国总得面对世界呢！”李约瑟慢慢学会了入乡随俗。
在中国学者所著的历史里，李约瑟是我们的朋友。 1946年他离京返渝时，中国科学界为他举办了欢送会。傅斯年在会上深情地说：“同情我们但不了解我们的人，自然是我们的朋友，特别是在艰难困苦的时候；了解我们但不同情我们的人，所说的话是值得我们警惕的。最可宝贵的是又了解我们而又同情我们的人，尤其是他们的同情是由了解而来……李约瑟深信他会回到中国来，虽然如此，我们还是感到难过。诚如庄子所说：‘送君者皆自崖而返，君自此远矣。 ’”而在西方学者和作家所写的书里，李约瑟的形象则颇具争议。他的左派立场一直在剑桥备受质疑。新中国成立后，他则被欧洲一些知识界的人认为倾共。荷兰科学史学家H.弗洛里斯·科恩写道：“若非如此，《中国的科学与文明》本可以得到热诚得多的欢迎。 ”
1981年，李约瑟发现他的毕生研究在西方学界很大程度上已经被隔离在两个与之距离最近的学术领域——汉学和科学史之外。他关于东方历史的整理和发现并没有被整合到持续进行的科学革命研究中。或许他应该更早一些留意到。 1964年，他曾建议他所指导的一位剑桥学者可以考虑关于西欧以外为何没有发生科学革命的讨论，但这位学者在自己的书中完全忽略了李约瑟和他的工作。在《科学革命的编史学研究》一书里，科恩把李约瑟视为一位“跨文化科学史的先驱” ，他所采取的这条比较路线在学术上的收获，是作为一种可供参考的辅助性材料来介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