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约瑟之问”：诞生与命运( 二 ) 本文刊载于《三联生活周刊》

随着对这几位中国留学生，特别是对鲁桂珍了解的深入，李约瑟发现， “我们对科学的掌握以及对知识的洞察力完全一样” 。这让他产生了一个心灵追问：为什么科学只发轫于西方？也有一种说法认为，是这三位中国留学生向他请教，为什么“近代科学仅仅起源于欧洲” ，才让他开始思考这个之前他从未思考过的问题。后来他在一篇题为《东西方的科学与社会》的文章中回忆，大约就是在1938年这一年，他开始酝酿写一部系统的、客观的专著，来论述中国文化区的科学史、科学思想史、技术史和医学史。当时他注意到的问题是：为什么现代科学只在欧洲文明中发展，而未在中国或印度文明中成长？最初他认为，这也许是个“一列火车遮挡住了另一列火车”的问题。这个问题后来成为他写作巨著《中国的科学与文明》（又译为《中国科学技术史》）的一个动机，也构成了著名的“李约瑟之问”的一半。
李约瑟发展了一套系统化的方法来学习中文。 1938年的春天和夏天，他白天在生化实验室用功，深夜专注凝视字典。到了秋天，已能纯熟应用和读写中文的时候，他找来剑桥的中文教授古斯塔夫·哈隆相助。在1938年至1939年间，他们设计出一套繁复的汉语系统，帮助李约瑟理解中文深层复杂的一面，李约瑟则帮助哈隆翻译《管子》。他后来写道，那段爬梳中文古籍、把数百个中文方块字转变成优雅英语散文的时间，对他来说是安宁幸福的。他感到学习中文是一种“解放” ，就像“在热天里游泳，潜入中文表意文字闪闪发光的透明世界” 。他也练习书法，沉浸于毛笔字的回旋点捺间，忘记了墙外世界的纷扰。外面的世界正在滑向悲剧深渊：欧洲经历了西班牙内战，纳粹德国占领了波兰和捷克，墨索里尼和希特勒都已上台，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已迫在眉睫；在遥远的中国， 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中国反抗日本侵略的全面战争已进行了两年。
1937年7月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鲁桂珍在伦敦密切追踪着战局：中国东部沿海城市一个接一个地沦陷，然后发生了残暴的“南京大屠杀” ，南京中央政府被迫迁往重庆。英国奉行绥靖政策，一直置身度外，伦敦政治圈默契地认为日本会因在幅员广阔的中国打持久战而精疲力竭、无暇他顾。李约瑟则明确反对英国政府对中日战争的立场。他常前往伦敦参与游行，发放镶有中国国旗的衣领别针，上面印着抵制日货的字样；他也是“左派书集”组织的支持者，这个组织从左派立场出发支持中国。他的左派政治立场在剑桥备受争议，但他固执地我行我素，并没有改变想法。温切斯特在传记中记录：1940年以前，李约瑟一边完成了一本有关形态发生学的著作，一边为中国的苦难在英国宣传，前往美国讲学，还固定参加莫里斯舞的演出、裸泳和剑桥共产党集会，为萨克斯泰德教堂提供讲道，同时经营他“具多重复杂关系”的情爱生活。 1939年深秋， “二战”席卷欧洲。在英国参战之前，他已成为英国名人和宣传中国最有力的人士。 1939年11月，他获得了一个前往中国的任务，如愿能够去看看对他来说充满了惊奇的国家，虽然这个国家正处在战争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