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约瑟之问”：诞生与命运( 五 ) 本文刊载于《三联生活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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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心听课的同济学生(李约瑟摄)
1943年2月，李约瑟从伦敦前往加尔各答，从那里乘坐英国军用吉普车到达位于市郊的德姆德姆机场，搭乘陆军航空队运输部的C-47型运输机，飞往印度阿萨姆省的丁江市，然后从那里飞往云南。当飞机开始沿着萨尔温江和湄公河深切的河谷下降时，他终于来到自己魂牵梦绕的中国。
到达昆明，他见到总领事H.G.威尔斯，下榻到窗外有竹林的住处。昆明的天气几乎完全像剑桥的春天或秋天，有无数的白嘴鸦呱呱叫。他去了西南联大在北门街的教授招待所，在那里，他认识了很多“绝对相信他们的真诚”的教授。他的典型一天是这样度过的：在西南联大校园里一个露天石头讲坛上发表演讲，参观物理系的仪器，去校长梅贻琦家吃饭；或者，拜访“中研院”的化学研究所，然后划船去湖边的村庄吃饭。初到的生活像“林斯特德磨坊里的永恒生活” ，虽然伤寒、霍乱正肆虐，但他对一切都充满了喜爱。他可以与华罗庚讨论中国数学史，与经利彬讨论预防疟疾，也喜欢中国学者的长衫和矜持，喜欢木、竹、灰浆构成的轻型结构房屋里人们对天气更敏感的意识和对气候更具个人色彩的适应。他也去了重庆和李庄，去了陕甘宁边区和陕西南等，考察了中国科学与技术研究的各个学科。
除了完成英国文化处的职责，他开始搜集一些生活中观察到的细节。比如，在一封给友人的信里，他写到花园的老园丁如何做琐事，如何头上戴着蒙古族的帽子，定期给李子树做复杂的接枝工作。他观察胡子花白稀疏的中国老园丁如何进行切割、捆绑和嫁接，想起童年时一个夏日，父亲在伦敦家后院栽植一棵苹果树，为它的枝梢插枝的情形。父亲的园艺方法和昆明这位中国园丁使用的方法也许完全不同，有可能中国人不只使用不同的嫁接法，而且方法比欧洲的古老。他用笔记录下园丁的技巧，这是他为心目中想写的书所准备的第一项记录。虽然早已有传教士认为，中国人没有以科学的方法研究过植物学，但李约瑟并不把这个结论视为理所当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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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大学生在测试卡车弹簧(李约瑟摄)
抗日救亡中，有一些中国的科学家其实也在思考与李约瑟相似的问题。只不过在民族危难之时，身处历史的屈辱苦难之中，中国科学家急切要问的是中国文化如何面向现实的问题：中国实验科学为什么不发达？对这个问题反思得很深刻的是地理学家和气象学家竺可桢。他在1945年的一篇文章中写道：“欧美近代的物质文明，是以实验科学为种子培养出来的。近代实验科学在中国不发达，出于两种原因：一是不晓得利用科学工具，二是缺乏科学精神。实验科学最重要的工具是人们的两只手，不用手，无论什么实验也难得做。 ”他举例说，希腊科学家虽然对几何学、天文学贡献极大，但却鄙视劳动，不能产生实验科学，直到动手用工具和仪器做实验的伽利略时代，才有了实验科学。而在中国文化中， “鄙视劳作是古代圣贤传统的一种观念” 。 “劳心者役人，劳力者役于人。 ”向来士大夫阶级都不喜用手，手只可用来握笔写字，拿筷子吃饭，不作别用的。竺可桢继续举例说：“到了两宋，程朱诸子提倡致知格物，实验科学好像有一线的光明了，但他们的格物全是心中推想，纸上空谈，并不用手去试验。王阳明曾批评朱晦庵的格物，说他曾经费七天工夫，竭其心思来格亭前竹子的物，结果物没有格成，反而劳思成疾。 ”他推崇的“格竹子的物”的方法，是当时广东岭南大学植物学家麦克乐（McClure）的植物学研究法。麦克乐从1920年起到1933年从各处地方将550株各不相同的竹子移植到岭南植物园，最后一年的夏天，岭南植物园里有26种不同的竹子同时开花。中国人一向以为竹子开花后就要死，但麦克乐通过养竹子的实践证明，竹子开花后不一定死，而要看哪一种竹子而定。和中国传统的农艺园艺不同，科学上的植物分类学要繁复得多。但无论如何繁复，竹子的移植和一些常识性的观察，在朱晦庵、王阳明时代都可以做到，只要肯动手去移植，用眼去观测，但这件事就是没有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