视角|边缘视角下的认同变迁：以锡伯族为中心( 九 ) 族群|认同|锡伯族|变迁|边缘

随着锡伯族人，尤其是其知识分子认同上的变化，其对本民族历史的书写也必然会受到影响。由于“共同的祖源记忆”在维持族群边界、塑造族群凝聚力方面具有极其重大的作用，因而关于锡伯族族源的问题便必然得到本民族知识分子的关注，同时在进行本民族的历史书写时，强调满洲统治者的压迫、歧视与分化，并着眼于彼此的“差异点”。基于历史上锡伯族与满洲、满族间的复杂关系，另有些学者则强调满洲统治者对锡伯族人的“同胞情谊”与“仁爱关怀”，并着眼于彼此的“共通点”。
而在辽宁的锡伯人因长期与旧满洲聚居以及之后受到汉文化的影响，其对锡伯的认同从长时段来看必然会处于一个衰减的过程。加之清末，社会上所形成的“旗人即满人”[32]的认识，因而当时很多辽宁的锡伯人在族属上更为认同“满”或“汉”。也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那样，“调往新疆的锡伯兵，占当时盛京锡伯兵总数不过1/4，余下的绝大多数锡伯兵和北京锡伯兵一样，都逐渐融合在满族之中，成为今天满族共同体的一部分”[33]。锡伯官兵及其家属融入到其他族群之中，也就直接导致了在新中国前两次的人口普查中，新疆的锡伯族人口多于辽宁的现象。
但与此同时，对一部分人而言，由于对锡伯的认同并未完全消失以及西迁作为深刻的历史记忆存在，这些都为其族群边界的维持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因此，尽管此时辽宁的锡伯族人在语言文化、生活地域、风俗习惯上都与新疆的同胞有了差别，但依然维持了一定数量的人口。进入新中国以来，新疆锡伯族人的大量存在与文化保存，在某种程度上大量“唤醒”了辽宁锡伯族同胞的民族意识，也变相促使了辽宁锡伯族人口的激增。
综上所述，“认同”因素是贯穿锡伯族发展历史始终的关键因素。而在此前对锡伯族的研究中，很多学者是通过对某些特征的强调，以某种“后见之明”的方式来追溯民族历史(即认为历史上锡伯族从来就是女真—满洲的一部分，或认为锡伯族自始至终就是独立的族群边界清晰的群体)，而忽略其主观认同上的变化，这就极容易导致不满与争议，并在不自觉中远离历史的本相。
四、身份焦虑与认同危机
发轫于民国初年的对锡伯族族源的探索在新中国成立后依然在继续，1963年出版的《锡伯族简史简志合编》并列了女真说与鲜卑说，并倾向于认为锡伯族是鲜卑后裔[34]。1986年出版的《锡伯族简史》便已十分肯定锡伯是鲜卑的转音，锡伯族人是鲜卑后裔的观点。1993年出版的《锡伯族史》的作者进一步明确了东胡—鲜卑—室韦—锡伯的传承关系，实际上完成了对锡伯族传承谱系的梳理。
从以上作为官方出版物的锡伯族历史的专著中，我们实际上依然能感受到认同的变化所带来的种种影响。新疆的锡伯族人在西迁之后数次经历危机却屹立不倒，反而不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这是中国民族史上光辉的一页。但是，伴随着锡伯族人主观认同的转变以及族群意识的觉醒，也造成锡伯族人，尤其是其知识分子的身份焦虑与认同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