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的锡伯族知识分子也意识到单独的锡伯营创制与封闭的生活环境对其意义重大：“单独成立锡伯八旗对锡伯族来说是政治地位的重大改变，从此凡涉及到本族的重大事务时，不但有了自主权，还能直接奏闻朝廷。但住在东北和北京的锡伯族一直被编在满、蒙八旗中不说，锡伯族的切身利益，到清末连族名都消声匿迹了。但西迁的锡伯族，已经具备了施展才能的环境，为发展民族经济、文化教育、文学艺术事业具备了主、客观条件，可谓英雄有用武之地了。”[22]
笔者认为，锡伯人西迁后在某种意义上已经开始发展为一个“前现代民族”。英国学者安东尼·史密斯对其的定义是：适当的名称、共同的神话与祖先、共享的记忆并有某种或更多的共享文化、与祖地相联系、至少在精英中有某种程度的团结。*
在此我们可以分析伊犁锡伯族人的家谱[23]。光绪四年重修的伊犁锡伯营八牛录扎斯期胡里氏宗谱中记载：“原系盛京所属镶蓝旗查苏来牛录人，在东北的始祖：瓦尔锡。于乾隆二十九年，移驻伊犁。伊犁之祖：伊图尔户。”伊犁锡伯营八牛录伊拉里氏宗谱记载：“我伊拉里氏，原系盛京所属熊岳城正黄旗伊林保牛录人。于乾隆二十九年四月十四日，由盛京启程，移驻伊犁。在东北时，原住沈阳以南四百里之西南四十里锡尔台子村。在东北的始祖：霍巴图、霍沙布、赛毕图。”又，伊犁锡伯营一牛录永妥里氏宗谱记载：“永妥里氏，原系沈阳镶白旗第六佐领锡伯营伍达里牛录之锡伯人。留居沈阳的始祖：陶吉那。其子特格移驻伊犁。”
通过分析家谱的记载以及西迁后的现实，我们可以发现，此时的锡伯人：拥有共同的专有名称“锡伯”，也铭记着东北这一“祖地”。彼此间不仅共享着共同的文化，西迁的历史记忆更是已成为每一个锡伯人脑海中不可磨灭的印记。而锡伯营的存在也使得其精英不仅要设法团结自身，更要团结整个族群。但是此时，其对于本族群的祖先与神话却依然没有清晰的认识，这就促使之后当满洲认同被否定时，锡伯族人对祖先的追溯更加在意。
然而，西迁后锡伯族自身独立性与主体性的确立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在相当长的时间里，锡伯族人的族群意识与族群认同依然是较为模糊的，这种模糊性就体现在：满洲认同与锡伯认同依旧同时并存，满洲历史与锡伯历史相互交织。而族群边界由模糊到清晰，就依赖于锡伯族人主观认同上的变化，即通过排斥满洲认同、强调锡伯认同而达到树立自我主体性的目的，这也是前现代民族向现代民族转型的必经之路。
20世纪20年代鲁德涅夫在对新疆的锡伯族人进行调查时发现，当时的锡伯人称自己为满族人的并不在少数[24]。俄国学者史禄国也写道：“满洲和中国内地的所有满族人……还承认伊犁地区(新疆)的一个群体是满族，即‘锡伯满洲’。满族人一般都认为锡伯满洲与大金国或爱新固伦(金国)一脉相承。……一些满族人确信，锡伯满洲是女真人的直系后裔。”[25]史禄国也承认锡伯族人在族群属性上的模糊性，他说：“他们(指锡伯族)当然可以称满族，不过，由于他(指鲁德涅夫)对这一名称的含义及其所对应的民族把握不定，所以，他措词很小心。……我由此想到，难以把一些民族群体与这个名称及其起源联系起来，就像它现在的含义对我们来说也很不清楚一样。”[26]另一位俄国学者伊费巴布科夫认为：“锡伯人和索伦人也属于满洲人部族，他们当时是中国较好的骑兵队伍，大部分是以弓箭武装起来的。”[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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